涨。我们中某些人认为，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那个议案太过苛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及社会问题。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与克林顿所希望的非常接近。一些人认为，克林顿重新当选的前景取决于他（是否）签署该议案。

    总统召集一次由白宫顾问班子中和内阁中相关成员参加的会议。首先发言的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为这次讨论定下了调子。乔治反对签署这个议案。但他说，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困难决定，我相信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有同感。否决可能会对1996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这样，对依靠福利的那些人来说，后果就会更糟。我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福利改革，但我同意乔治的见解：总统不应签署这个议案。我强烈认为，某些以福利为生的人不能去工作，这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或仅仅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和工作习惯。在我看来，该立法似乎没有充分着手考虑任何这类问题。此外，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削减提供给合法移民的食品券和其他救济金——就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加以平衡——不仅要为从事工作提供更强的刺激因素，而且还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更加努力：为人们参加工作提供准备和培训，并继续为不能工作的那些人提供某种实在的社会保障网。

    我一直不清楚：这是否真是一次会议，或者说，总统已经决定要签署这个福利改革议案，只是通过让那些不同意此举的人发表意见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无论怎样，以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是精明的政府（决策）程序的体现。让大家进入会议室，给所有人一个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强烈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此无足轻重，随后就会向新闻界抱怨并泄露消息。好几个次内阁级官员的确因为克林顿决定签署福利改革议案而辞职。但如果总统以其他方式做出决定，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内部影响。

    我从不认为福利问题对克林顿的重新当选至关重要，但我理解该问题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关切。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我国继续保持经济上的强劲势头，这显然是赋予克林顿总统以第二个任期的有力理由。相比之下，我认为鲍勃·多尔似乎不具有候选人应有的广阔视野。我记得在某个星期天看到“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对多尔的采访，我当时碰巧是一位嘉宾。约翰·科柯兰问他为什么竞选以及他希望为美国人民做些什么。多尔的回答集中于政治和民意测验而不是他希望带领这个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我必须就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离去，可能会成为卡内基公司董事长，这是一个涉及众多问题领域的基金会：从教育和市民参与到国际安全和发展问题。总统希望一起讨论这个（去留）问题，并在某晚10：30左右打电话到杰弗逊寓所找我，请我过去一趟。我当时正准备上床睡觉，但还是愉快地服从总统的要求。由于分配给我的秘密特工处人员已经睡觉了，我下楼后朝对面的白宫走去。我向最近的一扇门走去，门房里那位身穿制服的秘密特工处警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说，“我是来见总统的”，并提到我是财政部长。

    这个警卫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并把我打发去另一扇门，那里的警卫认出了我并让我进去了。接着我上楼来到总统官邸的第二层，克林顿和我在那里就我的未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穿插着对政治的随意讨论、我们对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及一些使我们两人都兴趣盎然的政策问题。

    在凌晨2点以后的某个时间，我最终说道：“总统先生，我得回家了。明天我还要起床并从事工作呢。”

    克林顿说：“好的。谢谢你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