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在该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大幅度扩大薪金税收信贷，这是根据税法向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的一种支付，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相对于问题的巨大规模，薪金税收信贷的增加及其他措施——尽管有实质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而我们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我们的头两年里，赤字削减和医疗保健改革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接下来的6年里，国会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最为反对政府卷入这些问题。

    但在克林顿当政时期，我们在与贫困做斗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随着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量稳步下降，少数种族的收益也相当可观。在40年里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少女母亲现象最终开始减少。即使在福利改革法案于1996年通过之前，福利补助名册也开始大幅度减少。与其他大城市一样，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显著减少。克林顿过去常说，强大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社会计划，尽管他往往要补上一句：这个结论是不充分的。他是正确的。某些人只关注经济，忽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关注各种计划，忽略一种健全经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如何）推进新计划并非我们遭遇的惟一难题。一旦我们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如何）守住那些已经记录在案、卓有成效的计划（如薪金税收信贷）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在没有一个大型工作人员班子或庞大官僚机构的情况下，通过向正在工作的穷人提供某种补助，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贫困人数，成效显著，这种补助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他鼓励穷人参加全日制工作而不是依靠公共救助度日。在两位参议员——唐·尼克里斯（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州）和威廉·罗斯（共和党-特拉华州）——率领下，国会的一群保守分子强调该计划中的欺诈行为，即：没有资格获得该项信贷的那些人正在领取退税，而为了防止对该项计划造成损害，我们不得不以否决1997年与共和党人的税收协议相威胁。欺诈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就此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我们正坚决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薪金税收信贷体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罗纳德·里根并不是一位社会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但他坚决赞同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因为他强调工作。我们坚持，该计划应该被固定下来，不要被削减或废弃。

    另一项遭受攻击的计划是社区再投资法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这个法案旨在使银行放弃“用红线勾销”——也就是拒绝给少数种族社区发放贷款——的做法。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要获得管理部门的认可，借贷机构必须证明已在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投资。该措施极大提高了城市贫民区获取信贷的可能性和这些地区的信贷量。但1994年中期选举后，我们一直面临各种试图压缩这一计划的举动。一种论点就是，社区再投资法案仅仅是社区和政治团体从借贷机构榨取钱财的一种手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社区再投资法案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了，我们依然对就此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但正如在处理薪金税收信贷方面的问题时那样，我们必须回击华盛顿政治中那种司空见惯的以偏概全伎俩。我们的对手利用一些有关滥用的实际问题，试图破坏反贫困计划的实质内容，而这些计划总体上一直卓有成效且意义重大。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能够保护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薪金税收信贷计划。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我们的否决威胁，情况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令人冷静了不少。

    福利改革在这个领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旨在以工作取代福利的立法建议。但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就通过了一个苛严得多的议案。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情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