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讨论涉及众多问题。有时我们着手处理危机问题（如发生在墨西哥和亚洲的危机）。有时我们会就几个不同国际会议——有关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的会议——中的一个进行准备，或者考虑预计会在华盛顿出现的某个问题。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争论和探究有关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问题。这些会晤兼有某种经济学研究生研讨班和某种政策计划会议的特色，不时还掺杂着一些传闻。我们以各种当前实际问题及决定为背景来理智地看待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讨论很严肃，但也可能非常有趣——如果你分享艾伦就有关收益曲线的那些玩笑所持有的强烈兴趣。

    我们三人不断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到1996年年中，经济扩展的势头已完全形成并且仍在继续增强。相对于普遍的预计，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没有由于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压力而引发通货膨胀。人们在四处谈论“新经济”这一术语，暗示技术进步改写了大家所熟知的规则和限制。一些投资者似乎正陷入“无止境繁荣时代”这种诱惑中，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公司永远不会在赚钱方面遭遇挫折，下一次经济衰退永远不会到来。

    这些都体现了艾伦所称的“并非理智的欣喜”，但其中某些真实的迹象表明，的确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出现更好情况的变化。在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的本能反应将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没有通货膨胀上升的迹象。问题在于，与前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安全地增长得更快——克林顿在我们于1994年举行的各种内部讨论中也曾凭直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但克林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所谓极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强烈表明，生产率现在又重新加速增长了——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某些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严重放慢。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出现奇迹，使没有通货膨胀的较快增长成为可能。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减弱，后来又明显回升？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进行估计，也有助于我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制定相关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生产率（是否已经）提高抱有怀疑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指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些数据无法一致起来，除非生产率实质上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艾伦的长处之一就是广泛关注数据并具有从中得出结论的深刻洞察力。他会在我们的早餐会晤时间出现并问我对最近几车货物——我从未听说过的某种小麦——有何见解。我会回答说：“艾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那个数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他会围绕那个数字提出一个完整的假设。在我们三人中，首先是格林斯潘经过推测得出结论：预计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原因的确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高。过了一段时间拉里和我也认可了艾伦的见解。

    我认为，生产率增长回升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恢复了健全的财政政策。后者有助于刺激使生产率得以增长的那类投资——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且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另一个关键要素则是技术进步，这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接触到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但却没有经历生产率增长的提高。我认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三个要素：美国具有敢于冒险、追求变化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该特性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要多得多。第四个要素与第三个有关，即我们有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从增强生产率的那类投资中获利以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风险资本。日本和欧洲不那么倾向于变化，更多地为结构上的僵硬条款所困，并且没有那么多风险资本。

    第五个要素也与我们追求变化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我最初对市场开放所持有的信念以标准的相对优势论为基础，后者源于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该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获利。但艾伦有一次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观点。他说，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外国制造商对美国内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威胁，（美国）公司就得更有效率。贸易促使公司进行重组，并且推动公司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投资。相反，日本和欧洲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市场保护了公司，减少了促使他们变得更为有效的那种推动力。

    但美国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发生的这些看似实实在在的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