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在演说和电视访谈中，我则谈一些似乎是适当且有益的问题，也就是建议投资者充分关注风险和估价并对此表示担忧：人们放松了对这些克制性原则的遵守。在我看来，无论市场状况如何，进行这类劝说似乎是一种合理取向，而且没有那些就市场水平进行评论所产生的不利之处。

    与我们的日本同行极其不同，艾伦和我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不就股市发表评论，而他们则往往认为，决策者应该管理市场。我记得与日本通产相进行的一次双边会晤，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否过于强劲。这位日本官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使股市降下来呢？”显然，政府行为——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确能影响股市。但日本（官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引导或——就汇率而言——通过干预来影响市场。我以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众多参与者的客观判断引导市场。从长期来看，股市类似于外汇市场，往往是基本经济环境的反映，尽管他们有时也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一般规律，有时还持续偏离。在任何情况下，在长期以及短期内，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官员施加的影响至多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效果。正如我经常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其他人所说的，“市场自然涨落”。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最明显不过的自明之理。

    尽管如此，一位财政部长可能很少必须要就股市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化发表评论。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4点，这是那时在单日内产生的最大降幅。促成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外股市下跌，这种下跌在美国股市引起普遍担忧，即：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播到我们这里。另一种心理要素加重了对局势的担忧，这就是：就在10年零一个星期之前，道琼斯指数在历史上遭受了当时最大的跌落，即1987年股市崩盘。人们后来将那一天称为“第二个黑色星期一”。

    现在，1997年的554点、7.2%的跌幅远不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508点或22.6%的跌幅。而且，10年前的那场崩盘倾覆了用于整理和清除各种买、卖单据的那些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这一次，市场的单据清理和保护系统的运转要好得多。通过所谓的“断路系统”——1987年股市崩盘后投入使用，交易在那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停止了。然而，在国内外发生大幅度跌落、市场日益波动的背景下，这次股市下跌使我们感到担忧并在当天一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就是否发表公开讲话而心神不宁。一方面，我不想成为股市的啦啦队员，因为这样做违背理智、不大可能有效，而且对人们的信心具有潜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似乎需要有某种令人放心的东西出现。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吉恩·斯珀林和我在经过大量讨论后决定，我应该发表某种声明。我们不想影响市场的方向——也不抱这样的希望，但我们的确想着手驱散某种惊恐氛围。我们仅仅希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将以一种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像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

    格林斯潘当时待在财政部，我们四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财政部其他官员一道起草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称，我一直与其他官员保持接触，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进行的）这些磋商表明，市场机制（如交易结算系统）正有效地运转着。声明继续指出，“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牢固的，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如此）。”作为最后一点说明，我们补充道，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良好。

    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走下财政部大楼的阶梯，对着众多电视摄像机镜头宣读我们起草的那个声明。接着，我转身步入楼内，没有理会记者们叫嚷着提出的问题。这被视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各大电视网打断其正常节目播出，对此进行直播。

    第二天，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而媒体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