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到了80岁的时候，鲍勃还有一种吸引力，他让我想起古斯和邦尼。当他走进房间时，有一种放电的效应。他眨着眼睛，用大言不惭的言行赢得人们的尊敬。他在最近给我写的一封关于一个商业问题的信里，一开头就写到：“你肯定是现在还活着的最愚蠢的人。”他非常机敏，但有点愤世嫉俗。我记得他早期的一些政治忠告：“让我告诉你关于华盛顿的事情吧，鲍勃。我可以每星期给卡特总统打一次电话，随便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哪怕是讨论天气。然后，我在市里到处漫步，告诉人们我今天刚刚和总统谈过话。尽管这在实质上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华盛顿却非常有意义。这就是这座城市运作的方式。”

    金融界不断有人向我询问如何从政。我告诉他们，通过募集资金你可以最容易地在政治上获得一席之地。而一旦你有了一席之地，你就可以认识那些运作竞选活动的人。如果那些人认为你在政治、消息或政策方面有有用的想法，你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你的参与，至少是非正式的。但有一些行动和态度会对跨越那条界限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如果你表现出想利用政治来推进你的商业或金融利益。再就是自视甚高的态度。许多人以为商业上的成功使他们有资格对政治发表权威性的看法，但尽管商业经验是有用的，政治和政府在许多方面并不一样。

    在卡特总统任期快结束时，曾为卡特总统的“通货膨胀沙皇”艾尔弗雷德·卡恩工作的乔希·戈特鲍姆找到我，谈到让我主持政府的工资和价格稳定委员会，管理价格指导计划。没有别的什么事比到白宫工作，从那里看世界，更能吸引我了。但在去华盛顿见了相关的人之后，我的印像是，从其成员组成和在行政当局中的地位或其概念性的方法来看，这项工作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另外，放弃在高盛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我的损失会非常大。

    不管怎么说，这个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此前不久，我一直在西罕姆普顿打网球，当时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到背部非常疼痛。因为疼痛没有减轻反而加重，我去西奈医疗中心找矫形外科主任罗伯特·西弗特。他看了又看，搞不清楚问题所在。他也没有推荐我去找别的大夫。在X光片上什么也看不出来。过了一会儿，疼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我无法坐下，也无法站着。

    我不想让我的背疼影响我在高盛公司内外的活动，所以为了使自己能够正常工作，我尽了一切努力。在许多个月里，我不得不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工作。有些日子，正在上班的人不得不在下午两三点把我扶到汽车里，因为疼痛太严重了。我住了三次医院——因为需要卧床休息和进行诊断——每一次我都躺在床上运作套利业务。我是斯多德贝克——沃兴顿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有一次我躺在会议桌上参加会议。有一次，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德罗得·鲁滕伯格打电话找我，要求我在一个星期六到他的办公室和他讨论出售他公司的事。我想，如果我不去，他就会雇费利克斯·罗哈廷。费利克斯·罗哈廷是拉扎德公司著名的投资金融家，鲁滕伯格也提到过他。当时我连几步路都走不了，甚至也坐不下，但我还是去了鲁滕伯格的办公室，躺在办公室内的椅子上。我们得到了那份生意，尽管让我感到郁闷的是，鲁滕伯格给了费利克斯一部分费用（虽然这件事情已经过去25年多了，但我还记得那笔钱数）。鲁滕伯格说因为费利克斯在世界上很有影响，所以他想让费利克斯满意。我的医生一再提醒我，工作紧张对背部的问题不利，想通过躺着工作以避免剧痛不是使病情好转的理想办法。

    一方面，我对一直无法确诊和我的病可能好不了感到焦虑。另一方面，每天早上醒来时我都希望几乎是盼望哪一天会好一些。西奈山医疗中心当时的神经外科主任认为我的病是椎间盘突出，想给我做手术。但鲍勃·西弗特认为这种看法不一定正确，并让我等一等。几个月过去了。最后，西弗特给我拍了另一种X光片，在脊椎上发现了一处几乎无法辨认出的裂缝，这是因为遗传缺陷造成的，除了在爱斯基摩人中，这种病极为少见。我不得不做一次脊椎弥合手术，从身体的其他部位取一块骨头以用于修补脊椎的裂缝。

    这是一次大手术。术后我穿了六个月的钢背心，用了约一年半的时间才完全康复，但手术起了作用。从那以后，我一直打网球、钓鱼以及做任何我想做的事。但我的背部问题意味着我甚至无法思考卡特政府的职位问题。当我看到《纽约时报》关于被选择担任那项职务的人的报道时，我想，那个位子本来应该是我的！尽管我也承认我几乎已经肯定无论如何都不会去接受那个职位。

    1976年11月古斯·利维在患严重中风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他死时66岁，还不到考虑公司领导人继承问题的时候。然而，就在中风前不久，他告诉管理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乔治·多蒂，说他准备提名约翰·怀特海和约翰·温伯格担任管理委员会的两主席，在乔治看来，显而易见，古斯把这两人看做他的继承人。

    我们把这两个人称为“二约翰”，无论如何他们两人都是自然的继承人。约翰·温伯格是西德内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