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位热情的人，看上去不武断，但办事效率高并且在公司内是一个巨大的高盛文化传承者。温伯格天生有商业头脑，继承了他父亲与客户打交道的本事，客户喜欢他的直率和友好的感觉。约翰·怀特海是一位极其聪明、头脑清楚而且自信的人，有着敏锐的战略眼光。在把投资金融部从一个高度个人运作的部门转变为一个高效的组织的过程中，怀特海发挥了核心作用，而温伯格是核心中的一颗非凡之星。怀特海也开始倾向于使公司进一步面向美国之外的世界。我在高盛公司期间继续朝向全球参与的运动对我在华盛顿期间的工作非常有帮助，当时我通过公共政策的视角对待许多这样的问题。

    我从这两个人身上学到了许多管理方面的经验。从怀特海那里，我学到了如何抛开日常业务，抓住战略问题。他一直在思考高盛公司在未来的岁月里应当发展成什么样子。从温伯格那里，我学到了如何与其他客户和同事一起工作，如何认真而尊重地对待其他人的看法。从他们两人那里，我学到了如何处理联合管理问题。最初在高盛公司，人们对双CEO管理是否能有效运作有很大疑问。因为如果两位约翰在管理委员会发生分歧，就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办法。但他们找到了一个反映他们个性的有效地运转的方法。在每周一的管理委员会会议前，他们两人在每个周末都要在一起交谈，商量解决一系列问题的办法。在大多数时候，温伯格愿意让怀特海发挥领导作用，但如果温伯格觉得自己非常有道理，他就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虽然由于他们两人之间有不同意见，一个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一直无法解决，但他们的共同领导让我看到了双CEO机制可以发挥作用——尽管我后来开始认识到，成功的共同管理是少有的例外，而不是规律。

    瑞·扬在管理委员会负责公司所有的股票交易和销售活动。1980年，他退休了，我是取代他进入管理委员会的三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从那以后，我被安排处理J．阿伦公司问题。几年前，在与乔治·多蒂一起共事时，我曾试图将套利思维模式和我们从事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经验扩大到建立一种商品交易方式。后来，在我参加管理委员会一年后，高盛公司购买了阿伦公司，这是高盛公司自3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兼并。阿伦公司是一家极其成功的家族拥有的商品交易公司，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然而，我们和他们都没有认识到的是，由于各种各样变化的发生，该公司在未来没有可操作的商业模式。阿伦公司的利润在1980年时曾经为6000万美元，1982年下降到3000万美元，1983年则没有任何利润。

    多蒂负责处理阿伦公司问题并且首先采取了棘手的压缩规模措施。在采取这一措施之后，两约翰和乔治要求我负责处理这一问题。我本来会对自己说由我接手阿伦公司不会使其有起色，而且有可能会毁了我在高盛公司已经取得的地位。至少我会做一些或然性分析。但在这里，就像强有力地吸引着我的其他主要职业变化一样，我没有计较。我对自己是否有使阿伦公司扭亏为赢的能力一点也没有自信，但我也没有感到焦虑。一旦我接手这项工作，我就全力以赴，努力去做需要做的事。而且我非常希望负责任，因为我认为这非常有意思而且将会扩大我在公司中的作用。而且，阿伦公司是一家有着浓厚套利风格的交易企业，所以我觉得自己适合干这项工作。

    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我随身带着拍纸簿到处走，随时记下笔记，并在实际接管之前努力了解这家企业。在我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干这项工作的人，对于如何修正我们的战略和继续发展有许多深刻的想法。我们调整了公司领导班子，让过去一直在固定收入部工作的马克·温克尔曼主持工作，并对我负责。温克尔曼生于荷兰，在来高盛公司前在世界银行工作，他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债券和外汇交易业务非常老到。他既对阿伦公司的问题有相当的了解，也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管理技巧。

    马克和我一起与阿伦公司的员工们一起反思企业模式。阿伦公司一直在从事传统的套利业务，在一个地方购买外汇或一种商品——例如黄金——而尽可能快地在另一个地方转手卖掉。阿伦公司在为传统的套利业务寻找机会方面是很有想像力的，例如一直保持着与沙特阿拉伯的公开电话线路以从事黄金和白银交易。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而且阿伦公司非常重视规避风险——如此的重视以至于当他跟不上交易的进展时，公司会在当天中午歇业，以便把情况搞清楚，并且确信它的账面上没有多出额外的一百盎司黄金。这种模式的惟一例外是咖啡，阿伦公司是咖啡的大进口商和交易商。

    其他人使我们得出的最早的结论之一是，商品价格的相对稳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竞争的加剧减少了阿伦公司传统业务的有意义的赢利机会。不同地区商品的差价越来越小，而由于其过去的巨大成功，阿伦公司的领导层忽视了这一现实。我这些年发现，阿伦公司的经历非常有典型性。成功经常导致企业和个人没有注意到变化或适应变化，因此，最终摔了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