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影响极大。但瑞典商船在广州的贸易情况，双方的历史文献并没有专门的详细的记载。阿海的目光投向此处，用这条瑞典船作主线，基本上再现了雍正十年广州贸易的整体情况，同时反映了乾隆二十二年前广州的对外贸易盛况。

    阿海从中瑞两方不同目的和主题的历史记录中寻找资料，从坎贝尔的《航海日记》，到郝玉麟的《广东通志》，从歇尔博格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到许地山的《达衷集：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史料》，相互印照，仔细拼合，详加考证，据实以录。完善的研究让他有充分的自信：他所挖掘的东西，“属于严格的信史”。

    另一样让阿海自信的是他的叙述。阿海用专业历史工作者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这段历史，却采用了故事的方式来表达它，历史由此被置于充满想象和个性的缤纷叙述之中。整本书被阿海安排在冷静客观偶尔带些幽默嘲讽的第三者口吻之下，平实中时不时些微流露出属于历史学的狡黠。对于我这样的，“读书是为了自己高兴，而不是为了向别人传授知识，也不是为了纠正别人看法”（伍尔夫对“普通读者”的定义）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阿海表述这段历史的态度和方式让我相信，历史，对于阿海而言，首先是富有诗意的单纯爱好，是个人感情和想象力的最初起飞点和泊锚处。而他所描绘的历史，对于我这样的“普通读者”而言，则是培养个人精神感悟力的智慧体操，是表达个人爱好、体会一个深刻有力而美丽世界的源泉。

    顺便说一句，那纸封面，我也喜欢。淡雅与浑厚，融合在大清的恢弘和北欧的质朴之中，正符合我欣赏那“令人**的爱好”时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