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

    虞晖

    合上《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孩子的问题：

    在大学里，我的专业就是历史学，当时的我毫不犹疑地认为历史学的唯一作用和任务就是寻求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后来继续上学又上班，改了其他专业方向，纯粹的历史便越来越成为工作间隙茶余饭后的东西，但却也是越来越离不开的东西。偶尔闲下来，我会想，历史于现在的我，究竟有什么用？

    再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那是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的儿子提出的。布洛赫在稍许的迟疑之后这么回答，对于个人而言，“历史有什么用”永远只是个假问题，因为历史于个人应该完全是一种令人**的爱好，是兴趣聚集的源泉，与是否有用毫无关系。所以，布洛赫谆谆告诫：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不晓得阿海是不是也很赞同布洛赫的回答，但他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却是实实在在地验证了历史的这种功能。

    雍正十年，本不是什么特殊的年份，现有的历史文献也没对这一年投以特别的关注。但这一年又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年份。双方社会发展大体持平，相互贸易稳步发展，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尤其是，向来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的瑞典也在这一年派了艘船来贸易。这艘船属于瑞典东印度公司，后者是瑞典历史上迄今为止赢利最好的公司，在其运营的75年间，近98%的亚洲航次是来中国贸易，对双方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