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1732：那条瑞典船的故事》序
公元一七三二年，清世宗雍正十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相对太平、富足的年头。正是康乾盛世的中间阶段，皇帝勤政，满朝文武官员也比较勤奋卖力，社会不断进步。雍正的新政，取得了相当的成果。这一年，除了江苏昆山一带瘟疫流行之外，基本上风调雨顺。秋天，广东新宁县甚至还出现了两株一茎两穗的稻谷，可谓吉瑞之兆。这一年，也是清朝前期铸钱最多的一年，达九亿多文。可见社会经济之繁荣。
这一年，世界上的大事也乏善可陈。美国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就出生在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二日。这也就是说，要再过四十二年，美国才正式独立。相对于大清帝国的繁华盛世来说，欧洲各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近代科学的列车刚刚驶出历史的站台。虽然物质繁荣程度比不上大清帝国，但是近代科技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具有强劲的动力。
大致说来，雍正十年正是中西历史的一个微妙时刻。中国和欧洲国家之间，虽然各有胜擅，总体衡量起来，正是两相持平的时候。表面上，大清帝国在物质方面更加繁荣，但是故步自封，缺乏变革的力量。欧洲国家却兴起了近代科技的发展潮流，不断推动社会变革。特别是近代科学的发展，直接促进了近代航海技术的进步。因此，欧洲国家就有可能派遣远洋大船，前来中国进行贸易。
社会发展两相持平，互相又进行贸易，互通有无，自然是对双方都非常有利的事情，能够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讲，雍正十年又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年份，欧洲各国的外洋大船大量抵达广州，进行规模巨大的国际贸易。一方面，雍正年间朝廷对广州外洋贸易限制很少，基本上是鼓励促进的政策。因此雍正十年的广州贸易，正是清初开海贸易以来，非常成熟和富有成果的一年；另一方面，向来没有和中国有过任何关系的瑞典，从这一年开始，也派遣了外洋大船前来贸易。
从十七世纪末开始，到雍正十年，经过三十多年的具体实践，广州的国际贸易已趋成熟。到港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外洋大船，还有一些注册在印度的欧洲贸易船，总数近二十艘之多，贸易规模达二百多万两白银。雍正朝的大致岁入为四千万两，广州的对外贸易，就相当于当时岁入的二十分之一强。由此可见，广州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南京以南，各地的物产纷纷涌入广州，尤以江南的丝绸、福建的茶叶和江西景德镇的瓷器最甚。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于一七三一年，也就是雍正九年。当时瑞典因为在欧洲的大战中失败，国民经济基本崩溃。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利润巨大的东印度贸易，是迅速恢复经济的一种手段。从一七三一年开始，瑞典东印度公司一共经营了七十五年，到一八零六年基本停止了业务，一八一三年正式关闭。在此期间，一共有一百三十五个航次前往亚洲，其中仅有三次前往印度，其余的一百三十二次航行，均是前来中国贸易。从利润率角度看，瑞典东印度公司是瑞典历史上至今为止赢利最好的企业，从来没有一家瑞典公司打破过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创造的赢利记录。
瑞典距中国路途遥远，文化差异较大，因此这样的远洋贸易是非常困难的。好在瑞典虽然战败，经济崩溃，但是造船技术高超，又有远洋航海的传统技能，因此从客观条件上，并不比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逊色；在此基础上，瑞典东印度公司又招募了一些已经来过广州的商人和船员，作为识途的老马。若干年以后，领导船队进行贸易的大班和航行的主要人员，都成了瑞典本国人。因此，瑞典东印度公司也算为瑞典培养了一批最早的远东贸易人才。
从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五年的十三年中，瑞典东印度公司共有九条洋船，计十七个船次，进行了十一次远航，其中两条船不幸沉没。
航次船名原文 启航日期 回航日期
1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2-2-9 1733-8-27
2 优利卡·艾罗诺拉 Ulrika Eleonora 1733-3-9 1735-2-13
3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ricus Rex Swecia1735-2-251736-7-31
4 三王冠TreCronor 1736-3 1737-7-4
5 斯维西亚Suecia1737-2-1 1738-8-28
6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us Rex Swecia 1737-12-11739-7-13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38-1 1739-7-13
7 斯维西亚Suecia1739-1 1740 沉没
哥德堡Gotheborg1739-1 1740-6-15
8 拉达胡斯特Riddarhuset1740-3-221742-10-18
斯德哥尔摩 Stockholm1740-4-5 1742-10-18
瑞典的弗雷德里克(印度)Fredericus Rex Swecia1740-4-5 1742-10-18
9 哥德堡Gotheborg 1741-2-1617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