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阶层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济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比如中间阶层的出现和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影响、拉动经济，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等。然而不必讳言，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讨论的内容有限。当前，国内对中间阶层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下面几点：①介绍与中间阶层相关的西方理论和概念，在理论上延续马克思主义与韦伯主义的传统争论，探讨中间阶层的属性问题，进而提出当前中国是否存在中间阶层；②讨论中间阶层的界定标准，有些学者进而根据指标体系分析或预测中间阶层的群体类型与数量；③零星介绍国外中间阶层的有关经验。

    这样，国内学者缺乏从政治学的角度去探讨中间阶层。特别是缺乏探讨社会分层对社会与政治的影响，从前瞻性和联系性角度来深入探讨中间阶层现象和当前的政治改革中间的联系，深入研究中间阶层的发展对未来中国的各种可能影响。国内系统讨论阶层分化问题的大多是社会学的学者，但大都没有将中间阶层直接与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主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学者从政治社会学研究视角来研究中间阶层现象，是当前中间阶层研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分化与社会冲突不断涌现，政治体制改革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学者们从多种层面上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但结论并不明朗。如人大选举改革、宪政国家、司法改革、党内民主、草根民主、行政体制改革、政治协商制度等各种探讨层面。李普塞特直言不讳地讲到：政治社会学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分析促进民主的社会条件。〔美〕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在这种情况下，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探求中间阶层对于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向的影响，无疑都可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增加一种新的思路。

    其次，中间阶层研究并不深入。中间阶层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的结构层次上。对于中间阶层的界定、起源、人数、经济地位、社会资源占有水平等方面的讨论是必须的，但这种讨论仅仅是宏观指标的分析，并不能回答中间阶层在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政治倾向、作用等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利用深度访谈等经验研究方法，简单的宏观数字罗列并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媒体对中间阶层的关注甚至要大于学者的关注。媒体在捕捉社会热点上具有特别的灵敏性，他们需要社会热点以吸引眼球，但媒体的缺陷在于难以如学者般严谨、深入地探讨社会问题。所以，媒体对中间阶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消费时尚、文化流行的渲染方面，诱导着人们对一种抽象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一些打着中间阶层名义的专著，只不过是一些泛泛材料的拼凑。

    甚至一些学者也常常迎合大众流行口味，在媒体上发表一些关于中间阶层的泛泛言论。即使是学者对西方中间阶层的理论探讨，也多流于泛泛而论的介绍，没有详细而深入地介绍其背景和实际影响。关于国内中间阶层的论述，也多是在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虽然开始出现中间阶层的实证研究，但所利用的数据大多仍然是二手的，花费精力和财力去做一手资料的积累工作的，仍然嫌少。

    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研究与认识的不深入，是受到客观条件限制的。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发育被打断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随着个人财富的积累、新型职业的培育开始缓慢发展，中间阶层对于中国的学者仍然是一个刚刚涌现的事物。无论个人体验，还是文献参考，中间阶层研究都缺乏连续时空的积累，而传统上对中间阶层教条化的描述对理解当前中间阶层的借鉴意义并不大。而且，意识形态化的传统阶级理论约束了对社会分层的讨论，它对中国阶级划分有不容置疑的权威表述，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社会主义事业必须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等。引述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序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结构是明晰而简单的，给中间阶层的探讨留下很小的理论空间。

    再次，国内中间阶层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偏颇，主要表现在对当代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地引进和崇拜。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在经过长期停滞之后，对来自西方的理论、文献充满新鲜感，因而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做了大量必需的、富有价值的引进工作。但是，在引进中也往往会犯两个很致命的错误：一个是以偏概全，一个是忽略本土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难以把握的人类社会，社会科学领域从来都充满了争议，甚至针锋相对。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观察角度和和对具体材料的掌握，现实社会的时空背景也是多种多样、不断发展演化。即使当代西方对于中间阶层的见解是多姿多彩的，但从来没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定论。所以，要借鉴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就要对整个研究领域有完整的把握，才能鉴别具体理论成果的价值所在，并以本土研究检验现有理论、创新本土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