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间阶层的探索可以说是源远流长。
早在古希腊时期，城邦政治文明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着眼于如何化解这种危机，系统论述了中间阶层和政权形式、政治稳定的关系，并断定中间阶层是具有“中庸”和政治理性特点的政治缓冲阶层，在城邦政治中可以平衡富人阶层和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论述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阶层兴起于西欧资本主义萌芽之后。在欧洲封建社会，相对于贵族、僧侣等特权阶层，以及处于完全被压迫地位的底层阶级，资产阶级是纳税的第三等级，其实就是当时的中间阶层。他们在积攒了一定的力量之后，同当时的特权政治秩序相抗衡，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并由中间阶层地位上升为新的特权阶层地位，成为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保守或稳定力量。斯塔夫里阿诺斯对其时中间阶层的历史作用做出过客观的评价。〔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十二章“政治革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随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危机激化，工人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为了分析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敌人和不稳定的力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格局主要看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力量的直接对抗，但并未完全忽略中间阶层。当然，这种对中间阶层的分析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只占边缘地位。
但阶层分化的趋势超乎马克思的想象。如马克思在《**宣言》中所判断，作为传统中间阶层的“资产阶级下层”“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降落到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来”，无产阶级得到了补充。同时，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却异乎寻常地发展起来，他们没有像马克思所预测的那样“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并“完全失去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而是越来越壮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相关引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随着以专业技术和管理职能为特征的“新”中间阶层的兴起，晚年的马克思开始对中间阶层有了更多篇幅和专门的论述，并对中间阶层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对中间阶层寄托了在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热情。
中间阶层的这种发展趋势延续到二十世纪，引起了现代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当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包括中间阶层理论，一般都是以马克思的阶级论和韦伯的分层理论为起点。其中，新马克思主义中间阶层理论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继承，而新韦伯主义中间阶层理论则沿袭了韦伯的阶层分析思路。新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中间阶层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力量相互对抗的格局。而新韦伯主义即便不否认阶级的存在，也不再把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作为社会分层的惟一标准，甚至不再把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他们认为社会可以根据各种标准进行层次划分，职业结构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分化来源；并认为中间阶层是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资本与劳工两大阶级的矛盾不再是不可调和的。参见白杨：《社会分层理论与中国城市的类中间阶层》，载《东方论坛》，2002年第3期。西方新中间阶层的发育、壮大，鼓舞了整个西方社会，认为西方已经进入了中间阶层社会或多元阶层社会，阶级对抗的社会结构不复存在。这种乐观的气氛使得新韦伯主义的中间阶层理论取得此研究领域的主流地位。
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除了传统的阶层理论分析，学者们对阶层的定量分析和案例研究更加充满兴趣，如李普塞特、米尔斯、邓肯-布劳、弗洛伊德·亨特、达尔、多姆霍夫等，并有学者对美国的阶级结构研究做了详尽的总结，如吉尔伯特等。在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新”中间阶层的著作，反映了当时存在于美国社会现实中一些新的现象。如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的《孤独的人群》（1950）、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的《白领阶级》（1951）和威廉·瓦特(William HWhite)的《组织人》（1956）。这表明在美国的社会结构阶梯中已经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并成为美国战后市民社会的中流砥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爱立克·戈德曼(Eric FGoldman)曾列举了8部最佳反映战后美国社会与文化存在的著作，上述三部全部列于其中。其中，美国学者米尔斯对中间阶层的专门学术研究引人注目，成为后来研究者的经典文献。随着战后比较政治学的兴起和民主化浪潮，学者们对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阶层研究产生了兴趣，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政治民主化、政治稳定等问题的同中间阶层的发展联系起来，如东亚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南亚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南美的墨西哥、巴西等，以及俄罗斯和前东欧国家。
由于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对社会分层的忌讳，国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