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同样承包有土地。他们的实际收入一般都比普通农民高，在农村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第三类是村务一般干部。主要包括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治保调解主任和村民小组长等不脱产的一般村务干部。这部分干部协助村务领导干部负责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具体工作，或者是全面负责一个村民组的工作。这类干部人数不固定，如按每个村平均6个村民小组来测算，加上村级其他一般干部，粗略估计，全国大约有600万这类干部。第四类是乡镇企业管理者，他们是准乡镇干部身份，但他们的职业不同于乡镇干部，户口在农村，他们的收入要比乡镇干部高得多。

    不过，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管理者与农村社会其他阶层的关系并不好。在一些地方，农村干群关系高度紧张。这里的原因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农村管理者的管理缺乏透明性和公开性，农民群众对社区决策和公共资源配置没有发言权和监督权；二是在执行国家政策时缺乏回旋余地，特别是许多政策没有给他们提供应有的回旋余地，所以容易招致群众对他们的不满；三是1996年以后，农村经济发展出现波折，农产品价格连续几年下挫，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乡村两级财政普遍困难，多数乡村财政入不敷出。在中西部地区和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多数乡镇不能按时给干部发工资。有些乡镇就设立各种名目向农民摊派收费，加重农民负担，引起农民不满。所以，近几年来，一部分地区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为了改善这种不利局面，多数地区现在正在采取精官简政的改革，有些地方则采取撤乡并镇和合并行政村的措施，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减少庞大的农村干部人数。

    五是农村知识分子阶层。

    农村知识分子阶层的职业类型比较多，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乡镇、村的农民干部中、私营企业主和乡镇企业管理者中，大部分都是由农村知识分子出任的。但由于他们的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取向与农村知识分子阶层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里所指的农村知识分子阶层包括农业技术员（负责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应用）、农村教育工作者（主要是民办教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都转成公办教师，这个群体越来越小）、医务人员（负责农村的卫生、防疫、计划生育等）。这部分人的收入中等偏上，并相对稳定，由于他们在农村具有相对比较高的文化知识、认识水平和法制观念，是农村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如果乡村吏治比较**或社会有失公正时，他们也是挑起群众进行抗争的原始动力。

    另外，还有不少数量的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上，都是一种向上的流动。

    分化现状不适应小康建设的要求

    1.农村社会阶层分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尽管改革开放催动了中国农村社会趋向现代化的分化和变迁，但是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农村社会内部的一种自发的选择过程。以曾一度红红火火的乡镇企业来说，是农民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做出的一种非农化选择。既然农民一时不能进城，那就通过办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使一部分农民先改变职业，由农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劳动就业，使乡镇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的另一翼。但是，并非任何农村地区都能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实现非农化和工业化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西部农村的乡镇企业生长发展的条件改变了，市场已经被城市工业和东部乡镇企业占领，而且创办乡镇企业的条件也严苛了，当年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贷款、减免税等政策都被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西部农村再要发展乡镇企业，就困难重重了。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发展的社会背景和外部环境也改变了，乡镇企业发展遇到了结构性困难。一方面，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卖方市场转入买方市场，工农业产品普遍过剩，市场疲软，销售困难；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存在“二国营化”管理体制问题，产权不明晰。于是，乡镇企业纷纷开始改制，转变为私营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以适应市场化竞争的需要。

    另外，小城镇建设之所以一度勃兴，也是因为在二元结构格局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发过程。乡镇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要继续发展，就必然逐步集中起来，可这时城市并不允许它们进来，于是它们只能到小城镇集中，乡镇企业的职工及其家属也随着企业的搬迁而迁居小城镇。从表面上看，小城镇发展是农村发展的内在要求，但实际上这是整个国家社会结构格局限制的结果。然而，这一本质问题往往被有关方面忽视，提出了“农村城镇化”的口号。按现代化的要求，城镇化是不够的，城市化才是合理的、必然的现代化选择。当然，与改革前不允许农民进城的局面相比，小城镇建设确实是一大进步，但是城市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中国现代化是绕不开这一规律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农村要通过社会结构变迁实现现代化，一个很重要的制度性前提是，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格局，消除身份制的影响，把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纳入到国家整体的社会流动，使农村人口的职业转移与居住变迁、社会地位变迁同步进行。

    2.农民阶层分化存在若干矛盾

    首先，职业分化趋势明显与生活方式分化和身份变更滞后的矛盾。

    从当前农民阶层分化状况来看，虽然大量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领域分离出而向其他社会行业领域转移，成为其他领域日益增加的就业人员，从而呈现出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职业多样化的趋势，但这种阶层分化仍停留在职业分化的表层结构上。尽管有30%的农村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绝大多数仍居住在农村，过着传统的农民生活方式，仍然保留着许多农民的角色意识与心理。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观念并没有发生深刻的变化。换句话讲，这些由农民转换过来的各种职业人员并没有成为成熟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各种新型角色人员，尚未发生身份的彻底转换，农民依旧是“农民”，农民的特性仍然非常显著。这种农民生活方式分化相对滞后无疑反过来又成为制约农民阶层分化的阻碍因素，不利于农民阶层分化过程进一步深化。

    其次，阶层分化过程中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

    在农民阶层不断分化过程中，由于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经济利益差异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各行业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日渐突出，值得注意。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村管理者阶层与劳动者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出多门而引起的农民负担加重，加之一些村务干部**等，使得国家利益与农民阶层的利益矛盾集中表现为农村管理者阶层与劳动者阶层的矛盾，甚至激化为干群关系紧张局面，也是后文中农民各阶层参政行为非制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是行业宗派家族倾向与行业社会化趋向相矛盾。农民阶层分化在许多地方并不是完全按照社会化程度自觉进行的，而是依靠血缘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起的，具有明显的传统宗法血缘与地域限制倾向。如许多私营企业，或属于家族式企业，其管理主要靠血缘关系来维持；或属于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垄断性地方行业，各村分割为政，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行业仍保留着传统作坊的色彩。在某些地方甚至还出现了带有黑社会势力倾向的行业区域，画地为域、各霸一方经营。显然，农民阶层这种行业分化倾向与现代社会的以社会化程度为基础的阶层分化趋势是有矛盾的。建立在这种非社会化分化基础上的各行业之间的矛盾冲突会带来整个农民阶层分化过程的无序性，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片面追求城市工业化，缺乏独立创新特色，专业独立化相对滞后。

    农民的阶层分化无疑首先是受城市工业化利益的吸引带动而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工商业等模式效应成为其分化的直接动力，对农民阶层打破自身传统封闭状态而进行多层次的对外分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直接受城市化模式的影响，必然造成农民阶层分化的片面倾向，即片面地追求城市化，一切都被动地适应传统城市化模式，完全按照传统城市既成模式来简单重复地改变自身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农民大量地盲目流向城市打工，简单重复地充当城市就业人员角色；另一方面，许多农民打工回乡后，在乡村，无论是生产何种项目、产品还是进行管理的方式，都简单盲目按照城市工业化现有模式，缺乏独立的创新意识，不善于依据本地实际资源和情况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地发展有自身特色的工矿企业，缺乏阶层分化过程的专业独立化特点。显然，这种照搬传统城市模式的片面化倾向，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以牺牲了农民自身独立发展前途为代价的，是传统城市在乡村区域的简单重复扩展，既加重了城市在传统意义上的扩展压力，也限制了在更新意义上的发展，不利于城乡之间在更新层次上的交流和互补发展。

    第四，行业分化不平衡，特别是科技文化阶层比例偏低，其活动效率低下，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较为严重。

    有关资料表明，在农民分化的阶层结构中，农业技术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医务工作者等科技文化阶层所占比例很小，而其他绝大部分则是农民劳动者阶层和文化素质较低的企业主管理阶层，他们所占的比例很高，二者很不平衡。显然，这种技术密集型阶层所占比例甚微的农民阶层分化结构不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最优阶层结构。在这种粗放型劳动阶层结构中，其活动效率较为低下，并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如许多乡村小煤矿、小金矿、小化工等企业，不仅造成了我国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破坏，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生态污染。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科技化和专业化程度不高。

    第五，农民各阶层参政行为的非制度化倾向日渐明显，民主法制建设、文化教育等相对滞后。

    农民阶层的职业分化，必然带来自身政治文化行为的变化。就农民阶层政治行为来讲，近几年来，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活动形式为信访活动、投诉活动、行政诉讼等几种。虽然较之过去而言，农民阶层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按照社会整体发展要求来讲仍然算是很低的。他们的参政行为主要以单纯维护经济利益为目标，而缺乏政治文化的自觉。值得指出的是，部分农民的参政行为存在着非制度化倾向，即不按国家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政治参与，甚至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常见的主要有行贿、暴力攻击执法人员、冲击国家机关和政府部门等。这些问题近年来有扩大趋势，给农村社会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非制度化参与往往又与暴力参与合二而一，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出现了一些非法团伙、恶势力特别是黑社会势力，成为破坏农村社会秩序稳定的政治因素，应该值得重视。就农民阶层的文化行为来讲，其文化行为、文明程度也是较低的，缺乏高度文明文化生活的自觉性与精神。因此，就农民阶层分化过程来讲，其民主法制文化的发展程度相对滞后。

    3.农村社会阶层结构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

    如果从国家的整体社会结构角度来看，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变迁比80年代有更多的进步，但是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没有发生新的突破性进展，也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变，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在某些方面还出现了与现代化发展方向相背离的趋势。

    第一，尽管农村社会在进一步分化，但是农村人口却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越来越多。

    第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分化存在着结构性不合理问题。

    第三，农民工人数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和非农化进程。

    第四，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加缓慢，从1989年到1999年，仅仅增加了两个多百分点。

    第五，农村一些社会阶层在经济上处于劣势，最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这种状况已经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第六，农民工和雇工阶层的经济状况比农业劳动者稍好一点。但是，一方面，他们的收入不是很稳定，他们随时都有失去工作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的工资收入一直没有多少增加，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的水平上，而他们的劳动强度却非常大，工作环境差，几乎没有任何保障，他们面临经常性的人身安全问题，在经济和事故纠纷中大多是受害者。

    最后，我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还存在着区域性不均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