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底层社会分化加速

    1927年，**带领一小部部队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自此开创了中国革命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局面。中国**人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历尽腥风血雨，终于在“农民们用小车”的推动下迎来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崭新的新中国。开国元勋们真诚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们用小车推出来的！

    1978年，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终于又在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出现了转机。百年不遇的大旱、长期的食不果腹又一次激发了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力。8亿农民终于挣脱了“两个凡是”所坚持的“左”倾政策的束缚，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并一举扭转了困难重重、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于是，国内外一致公认：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而今，我国农村各部门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49.2%，且呈继续下降趋势。其中，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降为14.5%。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扩大为3.1∶1；占国民总数2/3的农村居民消费总额占全社会消费总额的1/3；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46.2%和37.7%。在城市，居民们开始纷纷购买汽车，而农村，不少农民仍因为付不起0.8～1.5元/度的电费而重点煤油灯；在城市，有保障的市民们纷纷囤积药品、保健品，而农村，不少农民辛苦劳作一生却有病不敢医；在城市，高档别墅成片崛起，而农村，土房草屋却仍在为不少农民遮风挡雨……农民们说：我们可以吃饱饭，就是没钱买药片！有良知的农村基层干部们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

    底层中国——哺育革命、开创改革，如今危机重重一加速分化的中国底层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转型期，目前则是处在加速转型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用20余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一百余年的现代化之路，并且将在今后的几十年内以赶超的方式继续浓缩完成它们已走过的200余年的现代化历程。在当前这个加速转型时期，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变化，社会结构也由整合型社会开始向分化型社会快速转变。这种转变即使是在我国传统势力比较浓厚的农村地区也是如此。

    1.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无论是在水平方向上，还是在垂直方向上都发生了迅速的分化。

    第一，领域的分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是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背景和前提。在高速转型期以前，我国是一个低分化高整合度的社会，且这种“高整合度”主要是靠国家对社会采取强制性的、高度的政治整合来维持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文化也同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因此，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形成了很强的同质性。在高速转型期，随着社会分化的加深，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与此同时，政治领域本身也不再以全社会代表的身份，而以履行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的职责，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这样，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区域的分化。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上。我国东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相对缓慢。不仅如此，其发展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表现在人均纯收入上，以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1作标准，1996年东部、中部、西部三者的比例为1.99∶1.37∶1，2000年三者的比例为1.92∶1.30∶1。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北最低，且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区域分化越来越剧烈，但中部和西部差距在减小。此外，根据有关部门对农村调查的数据推断，现在全国有65%～75%农村的农民收入水平普遍低于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水平，这也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很大。

    第三，阶段分化。1978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后，长期以农为本缺少变化的农民阶层内部也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形成了农民工人、农民个体工商户、农民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等不同的地位群体，而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却只占有60%左右了。农民阶层内部的分化打破了长期以来刚性单一、相对封闭而又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农民身份，使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出现了诸如农民身份的工人和农民身份的干部等边缘性群体。这种边缘群体的出现正是社会分化的直接结果，他们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将会使其缺乏稳定而长期的预期，在丧失原有的文化价值和组织归属地——农村的同时，很可能会陷入一种“游民化”的状态，从而对整个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

    第四，组织的分化。进入高速转型期后，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形成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尤其是原来中央控制社会的权力逐步向地方和部门组织转移后，加强了后者的封闭性，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它们既无力担当起在新的基础上整合社会的功能，又加剧了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摩擦，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削弱，使已经解体的传统社会群体，包括宗族、种姓、宗教等团体重新聚合，且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农村社会帮会组织不断勃兴，流氓、娼妓、乞丐等次生社会集团重新滋生，成为威胁农村社会稳定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第五，利益的分化。在加速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农村社会分化产生的许多利益群体和阶层，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广大农民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而利益的分化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这必然会在不同利益主体间产生广泛的矛盾和冲突，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农村基层组织管理者与广大农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

    第六，观念的分化。农村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农民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尤其是随着外来文化和城市文明的传播，广大农民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将会不断趋于丰富和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致使各种观念相互碰撞与冲突频发。社会所倡导的价值标准与实际生活中人们所奉行的行为准则在许多方面相背离，使得人们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公与私、义与利等重大问题上愈来愈向后者偏移，表现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则是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不满情绪的增加和蔓延。而这种观念与心理上的分化和冲突，将成为高速转型期农民行为越轨和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大量产生的思想基础。

    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结构的分化使农村社区成为具有许多层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这一结构又由许多处于不同地位、拥有不同权力以及担任一定职责的社会群体组成。毫无疑问，社会分化在促使社会结构功能更加完善、更加充满活力的同时，也使社会结构更加多样化、复杂化，从而给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总的来说，社会分化对我国农村社会稳定施加的影响可能有：一是动摇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二是引起社会地位群体的重新排序，从而使一部分地位群体因成为社会的突生力量而对社会现有的制度结构和组织状况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一旦得不到满足便会形成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潜在的威胁；三是分化瓦解原有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交换规则；四是分化的不均衡性导致新的结构性失衡和冲突。

    当然，我国当前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非稳定性的扩大，并不意味着它必然会导致社会结构的解体、社会秩序的动荡和社会问题的增加，因为社会分化的过程本身也可以孕育着新的交换模式的建立和新的整合方式的出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加速转型的实质是要摆脱不发达状态，以逐步实现现代化，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结构不断分化和重新整合并逐步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并冲破业已僵化、停滞的社会定势结构，以促使新的社会结构要素不断生成。这就需要对已经分化了的社会结构不断进行社会整合。

    2.我国农民的阶层分化

    前文也已指出，在农村社会结构分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农民也同时在进行着阶层的分化。若以职业为标准对当代中国农民阶层进行划分，根据当前我国农民所从事的不同职业，当代中国农民可划分为以下几个阶层：

    一是农业劳动者阶层。

    该阶层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并且大部分或全部生活来源依靠农业生产的收入。其内部又存在四个层面：一是农业承包大户或种田能手的农业专业户，这部分人大部分是拥有较高的种田技术的经验，且有较强的劳动经营能力、较多的农机具和较充足的资金、向社会提供较多的农副产品，家庭收入较高，生活富裕，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影响，在农忙时一般都雇有雇工，有的长年雇工；二是农业收入比较稳定，生活比较安定的农业劳动者；三是温饱型农业劳动者；四是贫困户。

    二是农民工阶层。

    农民工阶层包括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到大中城市或异地打工的农民，这一部分农民的收入相对较高，眼界都比较开阔，观念都比较新，大部分人都有一技之长，是未来回乡进行再投入和发展各种产业的主要力量；二是乡镇企业和村办企业工人，他们离土不离乡，下班和农忙时兼顾农副业生产，这部分人的收入较农业劳动者要高，比外出打工的要低，尽管这个群体是产业工人的一部分，但由于离土不离乡，其观念与务农农民差别不大；三是雇工，是指被乡、镇和村、队里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和农业专业户雇用的工人，这部分人尽管由于在以上三种不同的雇主那里打工所得到的收入有所差别，但他们的共同点是劳动强度大，工作和收入不稳定，缺乏稳定的安全感。

    三是私营企业主。

    指社会身份是农民，且开办私营企业的那部分人。据国家工商局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办在农村的私营企业共有614877家，私营企业投资人约100万人。另据有关单位对全国百家乡村私营企业主的调查，乡村私营企业主的年龄有10.3%的人在30岁以下，52.6%的人在31～40岁之间；23.7%的人在41～50岁之间，51岁以上的只占13.4%；在文化程度上，文盲和半文盲占9.3%，小学和初中占76.3%，高中以上占14.4%。所以乡村私营企业主大多年富力强、文化素质高、懂技术、会管理、见识广，而且他们的经历一般比较丰富。据统计，在社会经历上有10.3%的人曾经是国营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或者是国家干部，有11.3%的人当过军人，有7.2%的人当过老师，有18.6%的人当过乡镇集体企业的管理人员，有17.5%的人当过村干部。而开办私营企业的那部分人，尽管只占农民总数的0.1%～0.2%，但是由于他们拥有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大量雇用劳工，他们在农村有着区别于其他阶层的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政治追求。他们与乡村干部及税务工商等部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他们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他们都有要在县、乡或村谋个头衔和职务的政治需求，这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保护已有的财产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又可以影响地方政治和政策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

    四是农村管理者阶层。

    农村管理者阶层包括农村干部和乡镇企业管理者（后文将乡镇企业管理者单列说明）。农村干部又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在乡镇党政机构里工作的脱产干部。他们一般都属于普通业务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常年在乡镇机关工作，享受地方财政给予的工资和相应的福利待遇，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农村，村里仍有责任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止到1998年在基层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金融、保险等单位工作的农村干部有148万人。第二类是村务领导干部。他们是半脱产干部，包括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村务会计等享受常年固定补贴的村级领导干部。他们负责全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