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中的逆市场行为
对于我国农业市场化程度，国内学术界进行了初步探索，但由于指标选择不同，结果差异很大。农产品和投入要素的市场化，只是农业市场化的一部分内容，农业市场化还应包括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市场化和农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市场主体行为、政府对农业市场化发展的宏观调控等多方面的内容。基于此，有学者测度，到1998年中国农村市场化程度达到48.69%，其中，农产品和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为30.67%，农村市场体系发育和健全程度为62.61%，农村市场运行机制健全程度为45.63%，农民适应市场和政府调控市场的自我发展程度为55.83%。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教授也指出，1999年我国农业生产的市场化程度不会高于50%。
由此看出，我国农业市场化进程刚刚过半，呈现出整体滞后与结构非均衡性特征：农业市场化程度滞后于经济总体市场化程度，农业要素市场化程度低于农产品市场化程度，农业要素中土地市场化程度最低。以上主要缘于在农业及其支持系统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了许多逆市场行为：制度性过度竞争，行政性经济规制，单向性双层经营，部门性市场分割。
1.制度性过度竞争
要素流动的利益导向是市场化的题中之意，但我国农业存在着过度竞争。按照鹤田俊正的定义，过度竞争指这样一种状态：在集中度很低的产业中，尽管许多企业利润率很低或陷入赤字状态，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企业却不能顺利地从这个行业中退出，使低或负的利润率长期继续。我国农业实行家庭分散经营，集中度低是不争的事实。根据胡鞍钢教授的研究，全国每个农民农业剩余（指出售农产品现金收入减去用于农业现金支出）1997年为655元，到2001年下降为340元，如果计入农民自身的劳动工资，实际农业剩余为负值。
2.行政性经济规制
市场经济中，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由行为主体分散决策，但我国农业中的经济规制现象严重。我国农民在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方面没有充分的自由决策权。在“三农”问题成为政府关注焦点的情况下，部分地区更多地出现了“逼农致富”的现象。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地方政府领导的政绩偏好，用行政命令手段统一规划进行结构调整。农户常常需要完成上级有关部门布置的种植和饲养计划，甚至要求完成规定种植的种类和品种，无法独立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由于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存在，再加上农户结构调整的合成谬误，一旦失败，农产不但不能增收，反而要赔上结构调整的投入成本，因为政府在统一规划时很少投入，在失败后不愿意也无力对农户进行补偿。
3.单向性双层经营
我国实行以农户家庭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本来统的层次与分的层次应该按照市场化方式互动起来共同面对市场，但目前统与分是行政结合，而不是市场交换关系。统与分本来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按照“使用者付费”原则，收费就要提供相应的服务，但现实往往是：统的层次借服务之名来向农户索取各种费用；农户进行生产经营不断受到来自统的层次的干预；农户与市场的连接往往受到统的层次的阻挡。
4.部门性市场分割
顺畅高效的产业链是市场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但我国农业产业链处于部门性市场分割之中。农民只有在农业“产中”的权利，但没有充分自由进入产前、产后环节。我国传统体制把农业产前和产后生产加工环节界定给工业部门，把农产品流通界定给商业部门，这种农工商对立体制事实上把农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内在联系人为阻断，为农工商三部门的不平等贸易提供了条件。改革以来，我国农业产业链被割裂的情况虽有所改善，但迄今农用生产资料（种子、化肥等）与农民的需求脱节，农产品流通不畅，农产品加工环节过度侵蚀产中农民利益等现象仍不时发生，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处在农业、林业、经贸、外贸、劳动等不同部门的分割之中，在一些地区，畜牧、水产、水利等管理部门也参与了市场分割。
（二）诸多因素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
农产品加工业按国家标准分类，包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橡胶制品业等12大类。
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工业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1年底我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有56526个，占全部工业企业数的33%；从业人员占全部工业从业人员的27.8%；实现增加值6968.39亿元，占全部工业的24.6%；出口产品交货值占全部工业出口的31.3%；实现利税总额占全部工业的26.4%。
1.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的特点
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经过几年的发展，如今已出现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发展速度增长较快。2001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不考虑价格变动因素较上年增长13.1%，比全部工业增长率高1.6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上年的24.3%上升到24.6%。在11大行业中，除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和纺织业的增幅低于全部工业平均水平外，其余各行业都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二是区域特色初步形成。特别是乡镇企业植根于农村，与农业、农村、农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很多农产品非常适合就地（近）加工，农产品加工业正在成为乡镇企业的优势产业。一些地方出现了一批农产品加工业专业乡、专业村；也有一些地方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由众多农产品加工企业组成的特色块状经济格局。例如浙江的水产品加工，山东、陕西的果品储藏与加工，河北、河南的优质专用小麦加工和肉类加工，黑龙江的优质大米和土特产加工，湖南、四川等省的水稻和饲料加工，内蒙古的乳品加工和羊绒加工，河北的皮革加工和羊绒加工，江苏、浙江等省的羽绒制品，新疆的棉花、葡萄和番茄加工等等，都已形成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
三是规模企业大批涌现。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上规模上水平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56526家农产品加工企业平均年产值4176万元。其中像三元、伊利、双汇、华龙、旺旺、汇源、德大、鲁花等一大批企业，不仅规模大，效益好，而且带动能力强，辐射面广。
四是带动作用不断增强，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的关系日趋紧密，企业与基地、农户的利益连接机制在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一些龙头企业把基地和农户作为“第一生产车间”，通过公司加农户、契约加服务、服务加农户、科农工贸一体化等经营模式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把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与大市场衔接起来，延长了农业产业链。例如四川绵阳光友薯业有限公司，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红薯资源进行深加工，生产的方便粉丝是快餐精品，年产值2亿多元，带动农民约10万人，联系农户约60万户，带动农户户均年增收400元。
2.制约我国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诸多因素
当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总体发展势头不错，但整体发展水平还不高，有些行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要实现更快的发展和质的飞跃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是加工总量不足，精深加工程度较低。据专家介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为3∶1，而我国为0.7∶1；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食品占消费的90%，而我国仅占25%；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程度达到80%以上，而我国只有45%，其中二次以上的深加工只有20%。
二是技术装备落后，企业规模较小。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80%处于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处于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达到目前国际先进水平。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很多企业包括生产名优特新产品的企业仍处于前店后厂的作坊式加工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三是利益机制不完善，产加销脱节。多数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还是一种简单松散的买卖关系，企业与农户之间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签订的合同缺乏履行保证机制，双方互不信任。
四是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差距很大。无论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数量，还是企业的规模和水平，东部地区都占有绝大的比重和明显的优势。
五是管理体制不顺，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很多地方农产品加工业的指导和管理涉及好几个部门，没有形成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的局面，导致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落后和无序竞争。同时，农产品加工业的标准化体系、检测体系、食品安全体系、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质量认证体系以及信息网络体系不健全。
六是缺乏有效的政策扶持，资金投入不足。首先是缺乏必要的投资和信贷政策扶持。由于农产品加工业一次性投入大，农产品收购时间集中，资金占用时间长，数额大，周转慢，农产品加工企业普遍缺乏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尤其是玉米、大豆、小麦、水稻等大宗农产品加工企业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其次是对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进步缺乏必要的支持。目前我国在农产品加工领域的投资较少，导致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和工艺水平落后，产品开发和科技创新能力较弱，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
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充满挑战
作为中国改革的先驱领域，二十四年前中国农业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曾经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农业发展不仅受到资源短缺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影响，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问题日益突出，农民收入已经连续数年下降。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一个艰难的转折时期。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成为WTO成员，像其他产业一样，中国农业也被迫开始走上了国际化的进程。人们期待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农业，应该分享经济全球化和WTO农业多边贸易体制的巨大利益。尤其是希望改善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环境，促进中国有优势的农产品的出口；进一步推动中国农业的对外开放，创造更为宽松、透明、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