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些吸引各国公司的因素，要比SARS的影响更持久。国际投资如不进入中国市场所带来的损失，才是他们所无法承受的。
第四，中国政府的果敢面对。
突如其来爆发的SARS疫情，可以说是对我国新一届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政府为遏止疫情发展、稳定市场、拉动经济，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和政策，在“非常时期”表现出了异常果断、总揽全局的风采与魄力，赢得了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赏。
美国商会执委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洛于2003年5月指出，美国企业界非常满意地看到中国政府面对这场罕见的疫情所表现出来的负责态度。中国政府迅速、果断的措施为贸易伙伴、雇主及投资人树立了信心。
《欧洲时报》也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在本次的抗SARS战役中，中国人从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同时表现出了自己的优势与劣势。中国人如果能扬长避短，锐意改革，SARS必将成为推进中国新一轮发展的宝贵契机。
更有不少著名的国际学者指出，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奋起应付危机，反映出他们崭新而独立的领导能力。而这些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战略上极具重要性。中国新领导层对SARS初期危急局面的处理手法，反映出中国政府具有惊人的应变能力。
法国《欧洲时报》发表的评论代表了很多国际舆论的共同声音。这篇评论指出：这次SARS危机表明，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公共卫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卫生问题，而是经济问题；它不再是某些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SARS危机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这一方面已经显示出大刀阔斧的决心。抗击SARS，将使中国人更加深邃地融入世界。
打破“崩溃论”
“中国崩溃论”的论据是中国经济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有的还是严重问题。的确，中国经济中是有很多问题，而且，问题还特别的复杂，因为中国不是有一套问题，而是有两大套问题。
首先，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像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三农”问题、贫困问题、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法制不健全问题、市场不健全问题以及**问题等。
还有另一类问题，即转轨经济问题。这类问题与其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相似，有国有企业、国有银行、计划控制、政府审批、政府体制和法律结构等问题。
由此可知，我国既是发展中国家又是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与转轨的问题交织在一起，互相制约，更加复杂。再加上有13亿人口，地域宽广，所以在中国的许多问题很容易就会被世界所瞩目。如坏账、失业和等待就业人口、国企下岗人员、收入差距问题等。
认识到问题的难度，就可以明白中国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解决。我国已经进行了20年的改革，如果能再用50年解决这些问题，比起美国和欧洲用三四百年时间建立起一个市场经济，仍然算得上一个伟大的成就。
有了长期的观念，我们就可以比较冷静地看待这些问题，并进行冷静的分析：中国的机遇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中国可以实现比较平稳的改革和增长？对于世界来说：中国有这么多的严重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却没有崩溃，恐怕在可预见的将来也肯定不会，反而仍在持续高增长？更重要的是，中国解决问题的出路是什么？
其实，中国两套问题——发展中国家问题与转轨经济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性，既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中国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地进行改革和保持增长的原因。
俄罗斯和东欧等转轨国家，在改革之初已经是经济高度工业化、高度国有化的经济，90%以上的人口都是国有企业职工，100%的人都享受社会福利。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不同。改革之初，我国有80%的农业人口，因此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当时中国人均GDP只有100美元左右，享受社会福利的人在我国超不过20%。按这个标准计算，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80%的社会主义，农村人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
然而，由于我国不是一个高度工业、高度国有化的经济，改起来也就相对容易，比较容易实现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增长，实现在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改革。加上政府政策的作用，不断推进改革，中国就能够实现“带着问题增长，在增长中解决问题”。
问题之一：关于收入差距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存在的社会贫困化问题导致了一些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社会犯罪率也在提高。现在真正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绝对贫困化”的问题。在经济学逻辑上，只要一个社会里绝大多数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能够不断有所提高，不发生大面积的绝对贫困化情况，这个社会就会维持基本稳定。这里是指扣除了其他因素——**、公正，完全根据经济因素来推断的——加上其他因素问题则会更复杂。
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农民是最苦、最穷的人群，但是，农民却不一定是绝对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由于农业价格的下降，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是降低了，纯粹农民的收入在最近两年出现了绝对下降。但对于许多农户，只要其家庭当中有外出打工者，非农收入的增长，总收入还是会增长的。
中国过去几年有2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再加上集体企业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总数至少有4000万人。但是，中国没有因为下岗发生大的动乱，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重新获得了就业，政府也实施了一定的社会保障措施；另一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人感觉到的绝对贫困化程度，不一定像他们收入变化所显示的那么大。
因此，我国现在不是不存在绝对贫困化，而是规模不是很大，社会反感还没有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社会在改革进行到现在，虽然有如此大规模的下岗职工，仍然相对来讲还能保持稳定。但是，政府必须看到潜在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防止大规模的人群发生绝对贫困化。
问题之二：关于城乡差距
城乡差距的问题体现在我们说了多年的“三农”问题——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上。“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难题在于，中国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了太多的人口，而其中大部分又为农业人口。
我国只有7%的耕地，利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是使用不了多少劳动力的，从发展的角度看，根本无法承受如此数量的农民在这些土地上生产。中国农业现在不能用集约化生产，也并不是缺乏技术，而是因为过剩的人口没有出去，这些土地还在支撑着庞大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靠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已不现实，因此，农民的根本出路在于不再成为农民。这是中国几千年的问题，现在面临着一次解决的机会。农民之所以在过去两年中收入仍然在增长，也正是因为农民在不断地转变出来，在非农产业里获得了新的就业岗位。
问题之三：关于地区差距
中国的地区差距很严重，但是，地区差距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崩溃的原因。
首先，目前我国并不存在分裂的倾向，而且可以说现在是中国历史上最愿意统一的时期。因为落后地区想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而先进地区想利用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和市场。在市场的作用下，各个地区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寻求市场的一体化。两年前，香港对于与大陆合作建设经济开发区没有多大兴趣，现在则积极性很高，就可以看做一个例子。
此外，我国内陆与沿海地区之间人口的移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如果未来中国地区差距缩小了，也必然是人口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沿海地区目前的经济，如果扣除外来民工创造的（这一部分流向了内地），剩下的GNP（本地居民产值）规模一定会比其GDP少，而内陆地区加上这一块（等于从沿海地区流入的），GNP必然会增加。
在开发西部问题上，对于政府投入我们也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当前，即使有政府的投入，内陆地区比如青海、甘肃等省份的经济仍然不可能达到与沿海地区一样的规模，仍然会存在差距。但是，这种差距并不是我们真正能消灭的差距。地区差距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消灭，就是人均收入的差异。更多的人去分享经济发达地区较大的GDP，更少的人去分享落后地区较小的GDP，人均收入就会实现均等。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实现所有地区经济规模或绝对发展水平的均等。
问题之四：金融问题
国际上讨论的中国金融问题，主要是指中国的银行坏账，其次还有政府债务。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我国国有银行的坏账与GDP比率差不多在25%左右，如果加上从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1000多亿元资产，坏账总额大概占GDP的35%～40%。可以说在银行的坏账方面，中国算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比如日本——我们常常称之为深受银行坏账困扰的国家，日本经济学家争论的是银行坏账比例究竟是6%，还是10%、11%。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坏账，中国的银行仍然在运作，老百姓没有挤兑，反而还在往银行里存款。根据最新的数据，我国的银行存款已经超过8万亿元人民币，而且仍然保持经济增长7%～8%，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因此，对于中国的金融问题，我们需要从一个更宽的角度来看。
中国的银行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因为它是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债务。在这个意义上，这属于“准国债”。所以，这最后都要由国债清理，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在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则可以说是属于最低的之一。实施了五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每年发行1500亿特殊国债，到现在为止，中国的政府国债占GDP的比重也不过是16%左右。16%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根据《马斯特里赫条约》规定，欧盟国家加入欧元区的标准是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不超过60%。而意大利的政府债务占GDP达到90%，日本这个数字更是达到了140%。
因此，银行坏账加上国债，相对来讲，我国并不算太高。如果再加上另一块——外债（通过亚洲金融危机可以看到，外债过高——韩国短期外债占GDP的比率当初将近40%、泰国近30%——是导致一国金融危机的主要缘由），中国的外债是比较低的，占中国GDP的比重是15%，其中短期商业外债只占到GDP的1%。银行坏账、政府债务以及外债，都是属于国家债务，最终需要全社会来偿还。这三者累计起来，占中国GDP的60%～70%。如果不算长期外债，则只有57%～58%。这样的比例是在警戒线以内，也是处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即使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那么大的金融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如果说中国有金融危机的话，也不是类似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外部风险，而是在于内部，即银行坏账太多导致的信贷萎缩问题。
至于外在金融风险（对外支付危机）方面，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中国甚至是过度保险的。中国出口顺差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经常账户保持盈余，资本账户上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长，并且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目前已达到3600亿美元左右。从经济学角度上讲，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缺资金的国家，拥有如此数量的外汇储备并不合理，更多的是起到金融保险的作用。
综上所述，由于问题长期存在，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危险也就经常会存在；而在问题不断地解决过程中，中国经济却又在持续地增长。因此，总体上看，中国总有问题，但又总不崩溃，崩溃论也就总会有市场。然而，我们的任务，则是不断地去推进改革，确保中国永不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