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低，旱涝成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按《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我国1994～1996年的农业生产率（每个农业工人创造的农业附加值）为193美元，不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397美元的一半，与印度（404美元）、巴西（2384美元）、日本（16712美元）、美国（17719美元）和荷兰（41245美元）相比，差距依次更加巨大。农业的这种落后状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2）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严重失衡。

    农业不同于工业，既受市场风险制约，又受自然风险制约，是国民经济中社会效益高而自身效益低的产业，无论在商品市场的竞争中，还是在经济资源的竞争中，常常处于比较软弱和不利的地位。因此，农业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是需要加以保护的产业。但长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过于向工业倾斜，农业投入不足，发展滞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比由1979～1984年的1.25∶1扩大到1986～1990年的2.09∶1，进而又扩大到1991～1998年的3.68∶1，大大超过2.5∶1的经验值。与此相连的是，城乡差距较大，且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农村自身发展在地区之间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性。

    （3）社会不断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同日益严重的农业资源短缺间的矛盾。

    进入小康社会以后，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进行，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将有很大的提高，对农产品需求的数量和质量都会迅速增加。但是，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耕地资源减少、水资源不足、草原退化、沙化严重、水土流失、农田污染等问题十分严重。这说明，资源约束与农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的矛盾将会在较长时期内存在。

    在预测中国21世纪的发展前景时，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中国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的需求和供给产生忧虑。其中，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报告把问题提得最为尖锐。他在报告中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居民收入的空前提高、粮食消费的大幅度增加，同时，耕地又大量减少、水资源严重不足、环境污染和单产难以迅速提高等因素作了综合分析，尔后得出结论说，到2030年，中国粮食需求将比1990年至少增加41%，即由1990年的3.35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4.79亿吨；而这一期间，由于迅速工业化，耕地大规模减少，粮食的产量至少下降20%。供求之间将出现2.16亿吨的缺口，超过1993年全世界2亿吨的出口量。在非洲、印度次大陆、拉丁美洲等地区粮食供求也出现巨额短缺的情况下，即使中国有能力进口，世界上谁也不能供应中国如此巨额的粮食。一旦中国在不断扩展基础上转向世界市场，中国的粮食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短缺，如果中国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美］莱斯特·布朗：《谁来养活中国》，刊载于《世界观察》1994年9/10月期。译文见《中国农村经济》1995年第4期。)

    布朗的观点不仅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也引起轰动。对于布朗的悲观估计，中国的专家们是不认同的。他们认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同时也认为，布朗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的分析是值得重视的，对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矛盾的严重性和对世界影响的判断也值得注意。根据中国有关方面对2010年粮食供给状况的预测，届时供给缺口将高达2000万吨以上。所以，布朗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4）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滞缓的矛盾。由于中国向工业、向城市倾斜发展战略延续的时间较长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存在的诸多弊端，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据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2000年和2010年将分别达到1.65亿和2亿人（实际数字可能会更多）。所以，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将非常困难。

    （5）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民全面实现小康的矛盾。

    农民收入缺乏新的增长点，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到2000年底农村没能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和全面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规定任务。所以，增加农民收入，增大扶贫攻坚力度，使农村居民在21世纪前10年内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6）农村社会发展滞后与经济发展不协调。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发展很快，农村社会也有很大进步。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农村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农村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民素质在近期内难以有较大提高。从农村的发展前景看，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也难以根本改变。

    4.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将日益突出

    小康社会历史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与20世纪80～90年代相比将更加突出。

    （1）小康社会是我国人口持续增长的时期，在此，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首当其冲的是人口数量问题。根本的问题在于，不管我们采取多么严格多么有效的人口控制措施，今后几十年内中国人口的增长始终不可避免。关于21世纪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官方人士曾谈到三种方案：高方案预测到2039年左右，可能达到人口峰值，总人口约16亿。中方案预测在2030年左右达到人口峰值年，总人口约15亿。低方案预测在2025年达到人口峰值年，总人口约14亿。(邢俊芳主编：《中国21世纪经济走向》，**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而国内外学界普遍持第一种观点。认为在人口达到16亿的峰值后，中国人口才可能实现零增长，并开始缓慢下降。(张维庆：《人口问题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学习时报》2000年1月31日。)

    其次是人口老龄化问题。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们将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据中科院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00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总人口的10%，达到1.3亿人，按照目前我国采用的老龄化定义（按60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已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将在2020年左右，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按我国现在的实际国情，这种预计明显较为保守，我国可能会更早的达到这一比例。因此，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相对超前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西方老龄社会的到来和经济现代化大体是同步的。而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时，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仍然很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城乡养老体系面临转轨，在这种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化社会，对21世纪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另外，随着总人口的增加，小康社会也面临劳动人口的增长高峰。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届时就业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交通、住房、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等问题将会变得十分突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人口的增加，又表现为低素质的人口膨胀。这和21世纪知识经济兴起的时代潮流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我们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人口危机表现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这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

    （2）小康社会是我国工业化飞速发展并全面完成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压力将进一步加剧。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了工业化起飞阶段，并从90年代起呈现加速发展趋势。21世纪小康社会，将是我国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格外尖锐，资源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我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度。资源总量虽不低，但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人均占有量却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地四类资源，中国的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28%、32%、14%和32%。随着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均占有资源偏少的情况将日益加剧。以土地资源为例，目前，我国人均耕地1.2亩，并且每年减少1000公顷，预测到21世纪中叶，人均耕地将减少到0.9亩。此外，我国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资源质量相对较差，加上资源的不合理开采和浪费，更加剧了资源短缺。

    进入小康社会，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将进一步加大能源消费，加剧与环境保护的矛盾。表现在：

    其一，环境污染。据预测，未来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不会发生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的消费量也将大幅度增加。与此同时，造成酸雨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将继续增加。

    其二，生态失衡。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自然生态失衡。据统计，我国有大约4600种高等植物和400种野生动物处于濒危或受威胁状态。3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遭受水土流失的威胁。以地震、水灾、旱灾等为主的自然灾害频繁，削弱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

    （3）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问题的压力将越来越大。

    我国的环境生态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现已签署和加入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等8项国际环境条约，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等10多项履约方案和规定。这意味着，中国要在全球环境保护中履行国际责任。例如，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位；根据《关于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要求，我国必须在2010年或更早的时间内停止损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消费；我国的酸雨传输已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珍稀濒危动物保护也上升为外交与贸易的争端，影响着我国的国际形象。此外，在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旗帜下，国际经济贸易中的“环境壁垒”更加森严，发展中国家商品进入市场的形势日趋严峻。

    在进入21世纪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经济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必须扭转我国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关专家预测，我国目前处于环境压力上升阶段。由于2030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伴随着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可能根本转变，所以，我国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压力将日益加大，发达地区的污染有向落后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估计到2020～2030年期间环境压力将达到峰值(陈淮主编：《对话“十五”——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再审视》，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2030年以后，由于我国工业化过程基本完成，经济实力大大提高，经济结构转向高级化，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能力大大提高、环境压力会逐步缓解。

    5.急遽变化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与国家开放战略和安全战略的矛盾

    从建设小康社会的国际环境看，与发展机遇相伴而来是严峻挑战和种种不利因素。

    展望21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国际经济格局的不平等性将进一步加剧。发达国家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一步拉大同落后国家的距离，而落后国家既要实现工业化，又要追赶知识化的潮流。与此时同，国际经济竞争也将更加激烈，南北矛盾会继续激化。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中，各大国都力图在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争夺世界经济、科技的主导权，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与科技方面占有优势的巨大压力。

    从对外经济关系看，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交流的扩大，日益增强的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将使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合理分工和扩大出口形成制约，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利用国际先进技术方面面临着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激烈的竞争。所以，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对外贸易的增长幅度可能会降低，引进外国资金和技术将面临一定挑战。

    国际经济大循环是一个开放性体系，必然存在各种隐患，这是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危险和威胁。一些外部因素越来越对国家经济安全构成新的挑战，如环境污染、跨国犯罪、金融危机、知识霸权、核心技术控制、地下经济、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等。而随着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全面接轨，世界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给中国经济以深刻影响。我国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如何积极地防范可能出现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必须高度重视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信息安全、金融安全和重要短缺资源的保障。

    从国际政治环境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抬头。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乃至一国的领土主权问题都可能引发战争。所以，从战略全局看，世界单极化和多极化的斗争将会进入更加复杂的阶段。

    以上情况表明，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国家安全问题将面临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经济安全上升为国家安全的核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扩张已经成为对我国政治安全的最主要的外部威胁；地区冲突上升，裁军势头减弱，地区性军备竞赛上升，我国与外部摩擦的增加，说明军事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仍然需要大力加强；而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跨入全新的信息社会，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心所在。

    总之，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只要我们能够充分认识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深刻分析客观存在的严峻挑战，紧紧抓住新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各项事业的顺利发展，那么，在本世纪中叶如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大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