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准确，尤其是朴素；他笔下的自然风景真实、准确、富有生命力，是影响人物思想感情变化和性格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都是托尔斯泰创作的一些重要特点。
《战争与和平》（1863——1869）是托尔斯泰的三大代表作之一，最初构思是在1856年，当时作者心目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他准备写一部关于十二月党人的小说，探索贵族的历史作用。60年代初，俄国反农奴制斗争日益激烈，托尔斯泰逐渐认识到人民在历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力图通过创作揭示俄罗斯人民中蕴藏的巨大精神力量，解决60年代的迫切问题——人民的历史命运问题。于是他改变了原来的构思，决心写出一部反映祖国在伟大历史转变时期的命运和对许多社会哲理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的长篇巨著，这就是《战争与和平》。
这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中心思想是“人民的思想”。它以1812年俄国的卫国战争为中心，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奥斯特理兹战役、法军入侵莫斯科、保罗既诺会战、莫斯科大火、游击战的展开、法军的全面溃退等。通过这些描写，作者肯定了卫国战争的决定力量——俄国人民，赞扬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积极的乐观主义精神。小说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展示了战争的全民性。
作品描绘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其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四个贵族家庭的历史及其成员间的关系和纠葛。外省贵族罗斯托夫、包尔康斯基和别素号夫家的成员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俄罗斯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贵族性格特征。他们保持着俄罗斯民族风尚习惯的纯朴的宗法制关系，热爱祖国，接近人民，品德高尚，体现着民族文化和人民精神，是作者理想的贵族优秀人物。而极端自私虚伪的宫廷贵族库拉根家族和卑躬屈膝、谄媚成性的德路别兹考家族则是作者所否定和批判的对象，他们道德沦丧，精神堕落。作品还表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作者通过农民卜拉东·卡拉他耶夫宣传了自己的宿命论观点。
作品着重突出了三个中心人物——安德来·包尔康斯基、彼俟尔·别素号夫和娜塔莎·罗斯托娃。安德来和彼俟尔都是精神探索型人物。安德来坦率正直，性格坚强，喜欢作严肃的思考和自我分析，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研究社会问题，是一个有胆略有理想的优秀贵族青年。他曾渴望荣誉，想靠自己的能力建功立业；他曾为改善农民生活实行农事改革，曾怀着满腔热情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卫国战争时他投身保罗既诺战役，在战场上感受到士兵的英勇和爱国精神，懂得了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民的道理，认识到生活的意义在于接近人民、同情人民，领悟到人生的意义在于爱。彼俟尔是个感情冲动意志薄弱的人，他在探讨一种道德的理想，寻求一种在精神上能得到满足的生活。他最后接受了卜拉东·卡拉他耶夫的宿命论的世界观，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是对别人的爱。娜塔莎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典型。她热爱生活，接近人民，具有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这个形象反映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观点。
小说结构宏伟，布局严整，以四个家庭的命运为主要情节线索，以战争与和平为两个中心，全部材料围绕着这两个中心组织起来。作品塑造了众多性格迥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上至沙皇、大臣、将帅、贵族，下至工人、士兵、农民近600个人物，广泛地展示了当时俄国社会政治生活及人们的道德精神面貌。作品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无与伦比的写作技巧，其中许多精彩篇章和场面，使人叹为观止。心理描写，肖像刻画，景物描绘等，都表现出极高的造诣。另外，小说在体裁方面是一种革新，它结合了小说和史诗的特点，是一部新型的长篇史诗性质的小说。
托尔斯泰世界观转变后的代表作《复活）（1889——1899），是以一件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作者原想写一部道德心理小说，但在写作过程中，构思发生很大变化。作者参加1891年至1892年的赈灾工作，体会到农民与地主之间有一条巨大鸿沟，农民的贫困是由土地私有制造成的。因此，作者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对现存制度的揭露上，使它成为一部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作品。
小说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揭露了法律制度的虚伪和反人民的本质。小说批判了整个官僚机构，勾画了国家机构中各级官吏的丑恶嘴脸，无情地揭露了官方教会的虚伪，暴露了神父们的市侩嘴脸和宗教仪式的荒诞无稽，表现了长期受教会欺骗和敲诈的农民对它的深刻仇恨。小说还从经济制度上探究了人民痛苦不幸的根源，否定了土地私有制，提出了要解决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必须把土地归还农民的看法，表明了作者对土地问题的正确认识，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农民对地主土地占有制的愤怒抗议。但是，托尔斯泰是用宗法制农民的观点进行批判的，小说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革命性，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们的“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小说大力宣传“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宽恕”和“爱”等一整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甚至照抄《福音书》的“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的教义。托尔斯泰是反映俄国农民的力量和弱点的一面镜子。
小说主要塑造了一个“仟悔贵族”的典型聂赫留朵夫。他是一个理想的贵族知识分子，带有作者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烙印。聂赫留朵夫青年时期单纯善良，追求真挚的爱情。但是贵族家庭养成了他的种种恶习，贵族社会和沙俄军队放荡**的生活风气使他堕落为自私自利者。他诱奸了玛丝洛娃，随后又抛弃她。10年后，他在法庭上再看到玛丝洛娃时，意识到自己是造成她堕落和不幸的罪魁祸首。他决心向玛丝洛娃赎罪，并决心和她结婚。在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过程中，他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进一步认识了社会的弊病。通过访问贫苦农民，认识了土地私有制的不合理；在出人法庭和监狱的过程中，他看到人民是无辜的受害者，认识到人民的苦难是地主阶级和社会造成的。他的思想开始升华，从地主阶级立场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诉失败后，他放弃财产和贵族生活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最后他在《福音书》中找到了消灭恶势力的办法，那就是在上帝面前永远承认自己有罪，要宽恕一切人，照上帝的意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作者认为聂赫留朵夫获得了精神上的“复活”。
小说中的玛丝洛娃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妇女的典型。她先是被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诱骗，继而被主人驱赶，落到社会底层，最后由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沦为心灵麻木、卖弄风情的妓女。她对聂赫留朵夫的怒斥，表达了一个受尽侮辱的妇女对贵族社会的控诉和抗议。后来她被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感动，改变了对他的看法，放弃了旧的恶习。而高尚的政治犯西蒙松促使她走向新生，促成了她精神和道德上的“复活”。
《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是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小说由两条平行而又互相联系的线索构成。一条线索写贵族妇女安娜不爱她的丈夫卡列宁，同贵族青年军官渥伦斯基相爱而离开家庭，为此她遭到上流社会的鄙弃，后来又受到渥伦斯基的冷遇，终于绝望而卧轨自杀。这条线索表现了城市贵族生活的状况。另一条线索写外省地主列文和贵族小姐吉提的恋爱，以及列文的经济改革和精神探索。这条线索反映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农村的动向，也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小说通过安娜的爱情悲剧和列文经济改革、精神探索的悲剧，表达了作者对新旧两种制度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生的苦苦探求。
《安娜·卡列尼娜》构思于1870年，1873年初动笔，1877年完成。他最初是想写一个堕落的贵妇人的故事，题材是一个不贞的妻子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全部悲剧。原作只有一条情节线索，故事紧紧围绕女主人公的风流韵事展开。但写作过程中，他发现，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扼杀了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他越来越同情女主人公，最后，改变了初衷，选取他最崇拜的诗人普希金之女普希金娜为安娜的原型，使主人公由原来的轻优粗俗的放荡女人变为一个有惊人的美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贵族妇女。小说由女主人公单一发展的情节线，变成了两条平行发展又相互对照的情节线（加进了列文的情节线），从而加大了作品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作者历时五载，数易其稿，最后把一部私生活性质的小说变成了一部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强烈的批判性、高度的艺术性的作品。
《安娜·卡列尼娜》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特征，书中人物列文的一句话概括出了这个特征：“现在在我们这里，一切都翻了个身，一切都刚刚开始安排……”那“翻了个身”的东西就是农奴制度以及相适应的整个旧秩序；那“刚刚开始安排”的东西，乃是人们完全陌生的、不了解的、连托尔斯泰也感到十分可怕的怪物——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未来的看法。托尔斯泰站在贵族阶级立场，为自己的阶级寻找出路，幻想让贵族过一种健康的生活以避免腐化和衰亡。
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妇形象，一个被虚伪道德所束缚和扼杀的悲剧人物。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发生冲突的必然结果。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内在因素是她独特的个性。托尔斯泰赋予安娜的性格很大的魅力，特别强调她精神上的美。她的感情强烈而真挚，有深刻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美好的素质却一直被封建婚姻束缚着。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就由姑母作主，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省长卡列宁。卡列宁枯燥乏味，感情贫乏，主要兴趣在官场。对她来说，妻子不过是件附属品。安娜同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不知爱情为何物。这种牢狱般的生活窒息了她生命中隐伏的爱情。和渥伦斯基的相遇，唤起了她那长期受压抑的处于沉睡状态的爱的激情。舞会再遇时，安娜已无法抵抗这激情的洪流，她大胆地用动人的眼睛和含有柔情蜜意的微笑向渥伦斯基传达着火一样的热情。与渥伦斯基小站重逢，“她本能地感觉到他们可怕地接近了”。“可怕”，因为这爱情是真的，是悲剧性的。然而她没有却步，她看到了生命的新的意义。在卡列宁与渥伦斯基的对比中，她再也无法同卡列宁生活下去了，她的天性决定了她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过那种虚伪的生活，“我是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这是一条毁灭的路，然而她高傲地抬起那惊人的头，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她对爱情自由的执著追求，体现了贵族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具有反封建性质。
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安娜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她并不为失去上流社会的地位而遗憾，只是感到愤恨，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抵抗上流社会的诽谤和侮辱。她不为离开卡列宁而苦恼，但却受着负罪感的折磨。她尤其重视儿子对她的评价，惧怕儿子对她的谴责。她只爱儿子和握伦斯基，但是难以两全。她已经破釜沉舟，把感情给了所爱的人，天性的痴顽，使她的爱认真执著到疯狂和神经质的地步。最后，失去了一切的安娜绝望地想找回握伦斯基最初的激情，找回那种不顾一切的爱，而渥伦斯基对安娜的“反常”越来越反感，安娜的感情受到极为惨重的打击，这使她对渥伦斯基的爱更加炽热真诚，发狂到了极点。她的独特的个性是把爱当作生命，她的生是为了爱，她的死也是为了爱，她想以死唤回爱的生，这是由她的性格所决定的。
造成安娜爱情悲剧的外在因素，是虚伪的上流社会和冷酷的官僚世界。在上流社会，妻子欺骗丈夫，丈夫欺骗妻子的事屡见不鲜，但只要表面上保持“体面”，即丈夫和妻子保持虚伪的“正常”关系，就算合乎常规和体统。安娜是个感情真挚的人，她不愿也不能过那种虚伪和欺骗的生活，所以毅然离开卡列宁，和渥伦斯基同居了。安娜之所以不能见容于上流社会，不是由于她爱上了丈夫以外的男子，而是由于她竟然敢于公开这种爱情。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上流社会的一种挑战。上流社会不能容忍安娜公开与丈夫决裂和不“体面”的行为，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敌视她、侮辱她。卡列宁为了折磨她，拒绝离婚，并且剥夺了她心爱的儿子。在失去了一切之后，安娜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便是渥伦斯基的爱情了。而渥伦斯基认为，为了安娜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就是不能放弃独立性。他不可能因为安娜同上流社会决裂，他也不可能设身处地地为安娜着想，不可能理解安娜的爱情和悲苦心境。爱情的破裂使安娜失去了生存的精神依据，上流社会通过握伦斯基的手杀死了她。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描写了安娜自杀前的绝望和醒悟，她看透了那个社会和那个社会的人，对它再也不留恋了。临死前，她恨恨地说：“全是虚伪，全是谎话，全是欺骗，全是罪恶。”这也是托尔斯泰对那个社会所作的结论。
托尔斯泰揭示了造成安娜悲剧的社会原因，愤怒地谴责了压抑她、摧残她并造成她惨死的社会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势力。安娜的悲剧结局，既体现了安娜性格发展的逻辑，也体现了俄国生活发展的逻辑，体现了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力量。作者既对安娜的不幸寄予深切同情，又对她的道德原则和所选择的生活道路有所谴责。但同时又认为，世人无权谴责她，只有上帝才有权指责她破坏了家庭和睦，”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列文是一个精神探索型的人物，小说描写了他的紧张的精神探索和对社会出路的寻求。列文是在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已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力图保持宗法制农村关系的一个开明地主。他对于农村旧基础在资本主义势力侵袭下的崩溃感到极大的恐惧和忧虑，努力寻求一条出路。他认为城市是社会邪恶的体现者，是腐蚀农村的毒源。因此他对城市文明和资本主义关系抱着公开的敌视态度，他力图维持和巩固贵族地主的经济地位，但苦于不知如何做。他对废除农奴制并不惋惜，不同意保守派关于用权力和鞭子统治农民的主张；同时，他又反对自由主义者模仿西欧，搬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做法。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是列文感到特别苦恼的问题。他清楚地看到农民与地主的对立，看到农民不愿为地主劳动。他幻想在保持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地主出地，农民出力，双方以股东身份共同参加生产。“以人人的富裕和满足来代替贫穷，以利害的调和一致来代替互相敌视”，显然这是代表地主利益的、不可实现的空想。农民们不相信地主老爷的善心，他所推行的各种改良计划都失败了。他开始悲观失望，怀疑人生的意义，甚至想以自杀求取解脱。他接受了敬畏上帝、博爱宽容的思想，力求道德自我完善，认为照上帝的意旨活着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
列文的痛苦探索和最后的出路，反映出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和局限，这是一个自传性人物。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
第一，人物的心理描写生动地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和辩证过程。安娜最初的爱情萌发就充满了矛盾的心理。她渴求爱情又理智地回避，但终究被激情吞没了。她对丈夫的厌恶和负罪感，她对儿子的爱和失去儿子的痛苦和羞耻感，她对上流社会的留恋和憎恶，她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和内心的软弱无力，尤其是关于她和渥伦斯基最后阶段的矛盾描写，深刻地揭示了女主人公心理矛盾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托尔斯泰把安娜内心的爱与恨、信任与猜疑、绝望与期待、自尊与妥协等种种矛盾而复杂的思想感情写得惟妙惟肖。
第二，肖像描写富有独创性。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中的肖像描写不仅展示了人物一般性格特征，而且还展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过程。对安娜肖像的描写，贯穿安娜活动的始终。对握伦斯基第一次见到她的描写，展现了她受压抑的爱的萌动；舞会上吉提眼中的安娜，体现了她那可怕的爱的激情；安娜的惊人的美丽，每次都使渥伦斯基倾倒，直到最后她有了眯起眼睛的习惯。在安娜死后，作者还写了她的遗容，安娜的肖像系列体现着安娜性格的发展，体现着安娜爱情故事的起伏，记载着安娜的幸福和悲哀，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完整性方面的威力。
第三，结构完整统一，拱形衔接天衣无缝，两条平行的线索互相呼应，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在社会大动荡的时代不愿随波逐流，严肃地对待人生，按照自己的理想选择生活道路、这是安娜与列文的共同之处，也是小说中两条主要情节线的一个内在联系点。安娜的人生追求以实现个人的爱、幸福为目标，列文的生活道路则以追求普遍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为止境。在这种深层意义的对照上，列文的情节线可以说是安娜情节线的继续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