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遭受良心的折磨，变得越来越脆弱。然而他又认为“以不义开始的事情，必须用罪恶使它巩固”。为了保住篡夺来的王位，变得更加冷酷凶残，杀了更多的人，成了十足的暴君，最后众叛亲离，受到应有的惩罚。

    麦克白夫人是一个比丈夫还要冷酷而贪婪的妇人，和他丈夫有着同样的野心，甚至她的王后**比麦克白想当国王的**更为强烈，她的意志胆量超过了丈夫，冷静、残忍性格也为麦克自所不及。她自称“我曾经哺乳过婴孩，知道一个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子女；可是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的柔软的嫩嘴里摘下我的**，把它的脑袋砸碎。”她刺激丈夫的野心，参与丈夫的谋杀，她同三个女巫一样起了诱惑、指点作用。但是她本是女人的心支持不住过多的血债的重压，终于在叹息、焦虑、梦游、精神失常、无限凄苦中死去。

    《麦克白》是莎士比亚心理描写的杰作。作家以心理刻画巨匠的手笔，表现了麦克白堕落过程中内心善与恶的激烈斗争。

    《雅典的泰门》是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悲剧。主人公泰门是雅典的一个富家贵族，他乐善好施，对友人慷慨相助。但当他为朋友花尽了钱财需要别人帮助时，却无人借钱给他，他只得流落荒僻的海滨，孤独而死。作品反映了当时社会以金钱为杠杆的炎凉世态，对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的作用作了深刻揭露。其中最有名的是泰门在挖野菜根时找到黄金的一段独白：“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卜……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鄙变成高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段台词，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他曾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引用来解释货币的本质和作用。

    第三时期（1608——1613）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晚期，一般称为传奇剧时期，共写出《暴风雨》等传奇剧4部和《亨利八世》历史剧1部。

    这一时期，詹姆士一世的统治更加反动，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力量更加强大，各种社会矛盾也更为尖锐。莎士比亚从现实中又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出路，便转向了幻想世界，梦想通过超自然的力量，用仁爱、宽恕的精神来调和矛盾，实现理想。宽恕与和解是贯穿莎士比亚传奇剧的最重要的思想特征。不管“恶”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最终都要得到“善”的宽恕，由此实现双方真诚的和解，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得到了完满的弥合。剧中人物和情节带有传奇色彩，情节离奇曲折，浪漫色彩浓郁。

    《暴风雨》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全部莎剧中最短的一个，有的西方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诗的遗嘱”。剧中描写仁慈的米兰公爵普洛斯彼罗被弟弟安东尼奥夺去王位，和女儿米兰达一起被放逐到一荒岛上。他用魔法征服妖怪精灵供自己驱使，并在安东尼奥和那不勒斯国王父子的船途经小岛时，唤来风暴把他们刮到岛上，然后又凭借魔法让恶人受到教育。最后普洛斯彼罗宽恕了弟弟，女儿米兰达嫁给那不勒斯王子，他恢复了王位。全剧在大团圆中结束。

    莎士比亚强调了理性和智慧的伟大力量，具体描绘了他想象中的理想国，在青年一代身上寄托了对未来的希望。莎士比亚通过这个剧本，唤回了他在以前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浪漫热情，赋予了《暴风雨》以《仲夏夜之梦》的仙国幻境、《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炽热爱情、福斯塔夫式的诙谐幽默和《李尔王》中那种摧天毁地般的暴风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以其特有的瑰丽多姿充分展示了他后期创作思想上的宁静深邃与艺术上的甜美圆熟，标志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境界。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代表作。丹麦王子哈姆莱特为父报仇的故事，最早见于12世纪丹麦历史学家撒克索·格拉马提库斯的《丹麦史》中。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贝尔佛莱斯特的《悲剧故事》也有类似内容。一般认为《哈姆莱特》是根据托马斯·基德的同名旧剧和其《西班牙悲剧》改编而来。莎士比亚把个人复仇的悲剧概括为饱含人文主义思想的社会悲剧，大大深化了故事的主题。

    虽然哈姆莱特的故事发生在中世纪的丹麦，却生动地反映了莎士比亚当时的英国社会的现状与矛盾。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在德国威登堡上大学时突闻父亲死讯。回国奔丧后又目睹了叔叔称王和母亲改嫁的情景。哈姆莱特怀疑叔叔克劳迪斯弑君篡位，不久便从先王的鬼魂与戏中戏里得到证实。但出于种种原因，哈姆莱特没能果断行动，终于造成了大家同归于尽的悲剧。从结构上说这是个从死亡到死亡的悲剧。全剧自始至终充满了**、堕落与死亡的各种意象与气息：鬼魂、荒呷、瘴气；篡位、**、疯狂；墓地。枯骨、毒瘤以及带血的露水、昏暗的太阳等。整个丹麦就象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在这牢狱般的乱世中，当权者克劳迪斯是一个弑君篡位的奸贼。他手下的朝臣们不是昏庸老朽、世故圆滑，就是背信弃义，利欲熏心。但表面上都装得冠冕堂皇，温文尔雅。欢呼声、鼓乐声不绝于耳，以掩盖他们华表下的荒淫与**。人与人的关系也失去了应有的真诚与和谐，到处是欺诈和阴谋、爱情、友谊、道义也受到了**世风的侵蚀。奥菲利姬对哈姆莱特的纯真爱情受到了父亲波罗涅斯的卑鄙利用，老同学罗森克兰兹和吉尔登斯吞为了求得主子的恩宠也甘当帮凶出卖朋友。

    这是一个病入膏盲的时代，全民民怨沸腾，反抗情绪高涨。《哈姆莱特》一开始，莎士比亚就展示给我们一个敌军压境的动乱局面。而当雷欧提斯为了替父亲和妹妹报仇，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掀起暴动时，王权统治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政治局面更是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哈姆莱特看来，丹麦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而他所处的时代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的英国现实。

    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末期人文主义的典型形象。他离开丹麦到代表人文主义运动中心的德国威登堡大学读书，接受了许多与传统和教会截然不同的人文主义新思想与新观念，认为人是幢“了不起的杰作”，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而世界则是“一幢壮丽的帐幕”，一个“金黄色的火球点缀着的庄严屋宇厂。作为统治阶级重要人物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却能不计尊贵，与人朋友相称，表现出当时人文主义者所特有的民主意识与人性光辉。在性格上他更是一个聪明向上的优秀青年和人文主义理想人物。用奥菲利娅的话说，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人和社会充满理想、满怀信心的优秀青年回国后却一连遭受到父死母嫁、叔叔篡位的三重打击。在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下，哈姆莱特原先对人和社会的美好看法受到了严峻挑战而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原来天神般的父亲被一个丑怪似的小人所取代；原本圣洁高贵的母亲在丈夫尸骨未寒时就迫不及待地投入了杀死自己亲夫的奸王怀抱；奥菲利娅受父亲利用做了奸王的工具；老同学又趋炎附势出卖自己。所有这一切都将把他对正义、忠诚、爱情。友谊、家庭、义务等的人文主义美好信念击得粉碎。原先美好的人这时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泥塑品——人类对他又失去了意义。原先和谐健康的王国已变成了一个“不毛的荒岬”，“一大堆污浊的瘴气的集合”；原先美好的世界也成了一个“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的荒原。在这个严酷的现实面前，哈姆莱特理想幻灭，开始了痛苦的探索。当他那忧郁的目光从天上那“覆盖众生的苍穹”落到世间的枯骨荒坟时，便悲哀地意识到世间的一切是多么短暂。死亡是多么不可避免，命运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人是多么无奈，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又是多么的遥远。在这深刻的精神危机中，哈姆莱特不禁开始对生命的意义本身提出疑问：“活下去还是不活”。然而他随即又意识到死亡并不意味着痛苦的解脱、没完没了的思索丝毫无助于矛盾的解决。“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一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况且在经过了戏中戏后，他“明明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为父报仇，然而哈姆莱特并没有抓住克劳迪斯独自祈祷的机会进行复仇，而是贻误战机，造成了行动上的“延宕”，也因此引起了后人对此的各种推测。

    除了担心在奸王祷告之际复仇会使奸王的灵魂进天堂，因而他犹豫不决外，哈姆莱特的延宕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在复仇的过程中他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不简单是为父报仇，而是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一旦杀死了国王，哈姆莱特自然就要接替王位，而一旦接过王位，他就有责任，有义务在这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来改造现实重整乾坤。相比之下，仅仅为父报仇就要简单得多。因此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哈姆莱特就必须超越复仇，对整个国家的命运做出全盘考虑。黑格尔说哈姆莱特所怀疑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如何做好它。

    那么为何哈姆莱特会对是否承担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如此犹豫不决呢？这和当时流行的宇宙观是密切相关的。莎士比亚时代的宇宙观是托密勒的宇宙观，根据这个宇宙观，众星围绕地球转，而人是这个宏观世界的微观世界，因此人的一切特征都受到这个宏观世界的制约。物质世界的秩序反映了神性的秩序。“伟大的生物链”所规定的从上帝、天使到人类、动物、植物直至无生命物质这样一个秩序体现了一个完美和谐的秩序。一旦这个秩序被打乱，如篡位弑君，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对此，在《特洛罗伊斯与克瑞西达》中，莎士比亚曾通过俄底修斯的D提出了严重警告（见一幕三场）。如果我们了解了莎士比亚时代的宇宙观，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体会到哈姆莱特所承受的巨大心理与精神压力。他的复仇行动必须置于这样一个大前提来考虑，因此他的举棋不定也就不足为怪了。哈姆莱特这种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考虑的做法，也正反映了伊丽莎白末期生活在种种潜在危机之中的英国人的心态。

    哈姆莱特延宕的另一个原因是恶势力过于强大，而时代与人文主义的局限性又决定他不可能去依靠、发动群众，因此只能孤军奋战，最后终于被恶势力吞没。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哈姆莱特的悲剧已不仅仅是一出个人的悲剧，而是人文主义者和整个时代的必然悲剧。

    作为一个悲剧人物和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哈姆莱特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成功地消灭了罪恶，改造了现实，重整了乾坤，而在于他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以及缩短这种距离、解决这种矛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他对于“人”和世界的看法也拓深了我们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理想与精神的了解。

    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但思想性深刻，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具有巨大的审美价值。

    莎士比亚的戏剧情节生动丰富。在他的剧作中，往往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情节线索，形成多样化的戏剧冲突。如《威尼斯商人》有安东尼奥与夏洛克借债还钱的冲突，还有由罗兰佐和杰西卡、鲍西娅和巴萨尼奥的爱情故事组成的两条情节线索。这三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但又并行不悻，给观众一种阴沉与欢快的混合审美效果。在悲剧《哈姆莱特》中，有三条为父复仇的情节线索交织在一起，以哈姆莱特的复仇为主线，雷欧提斯和小福了布拉斯的复仇为副线。后两位的复仇，一个是尽孝道，一个是为争得骑士荣誉。他们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复仇行动，更突出了哈姆莱特复仇的社会意义。莎士比亚非常善于在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中安排剧情，冲突的双方在斗争中的地位不断变化，形成波澜起伏且很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与克劳迪斯一开始互相试探没有直接交锋，通过“戏中戏”，进入斗争的正面交锋，哈姆莱特摧毁了奸王的心理优势，但由于误杀波罗涅斯，哈姆莱特由主动转为被动，好正借机将哈姆莱特遣送英国，重新控制局势。哈姆莱特粉碎了奸王借刀杀人的阴谋回到丹麦后，却又落入另一个借刀杀人的阴谋：友谊比剑。全部剧情随着人物性格的发展跌宕起伏，曲折复杂，扣人心弦；既有流血，又有温情；既有紧张，又有松弛。

    莎士比亚戏剧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如哈姆莱特既是个脱离群众的封建王子，又是个满怀抱负的人文主义者。奥赛罗既是一个忠于爱情的情种，奋勇杀敌的勇士，同时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统帅，杀害无辜的凶手。夏洛克一方面是个凶残吝啬的高利贷者，一方面又是个虔诚的教徒。麦克白夫人既冷酷无情，又人性未混。剧作还写出了同一人物前后不同时期的性格发展轨迹。如李尔王在位时刚愎与失位后的痛悔，哈姆莱特从一个抱有崇高信念的快乐王子到对人与社会悲观失望的忧郁王子，这样使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莎士比亚还善于在人物的对比中突出主人公性格。在《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雷欧提斯、福了布拉斯三人对待复仇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的鲜明对比，突出了哈姆莱特作为先进人物的特点。哈姆莱特与霍拉旭同样都是人文主义者，但是遭遇不同，地位不同，霍拉旭理智冷静，哈姆莱特热情深沉，更加反衬出哈姆莱特精神世界的深刻性。

    莎士比亚擅长用内心独白手法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李尔王流落荒野，在暴风雨之夜对雷电风雨的呐喊，刻画了李尔的思想转变。《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重要独白有六次之多，每次都推动剧情发展，为完成人物性格塑造起了关键作用。最著名的是第三幕第一场的那段：“生存还是毁灭”的独白1表现了他对人生的思索。他的苦闷与仿惶，显示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高度。

    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丰富多彩，具有个性化、形象化特征。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他的词汇特别丰富。据统计他剧中用到的全部词汇量达到29000个，远远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他的剧本主要用无韵诗体写成，同时又是诗与散文的巧妙结合。他的人物语言，不仅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而且贴合人物当时所处的特定环境，和人物的戏剧动作相衬相依。如哈姆莱特清醒时是典雅的语言，符合王子的身份，在装疯时用的是逻辑混乱、晦涩难解的语言，符合疯子的特点。他还善于使用恰当的比喻、双关语、成语和谐语，不仅丰富了表现力，而且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莎士比亚戏剧为世界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不仅非常欣赏莎士比亚，在著作中引用或谈到莎士比亚有三四百处之多，而且他还提出了“莎士比亚化”的美学原则，这就是要求戏剧创作从现实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优美的语言塑造出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