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深夜，黑暗笼罩着多难的华北平原。在古都北平的西南，永定河幽咽泣诉着从卢沟桥下流过，桥两边石栏上精刻的485只狮子瞪着大眼凝视着：日本强盗的铁蹄踏上了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实在忍无可忍了，奋起反击，揭开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第一幕。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胡适离平南下去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邀集的谈话会。16日谈话会开始，蒋介石致辞，谈到这次事变时还在说：

    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外交方法来求得卢事的解决。

    同时，讲话也号召全国人民：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①

    蒋还徘徊在和战二策之间。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也于19日返回日本，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坚持“不扩大”与“外交解决”两大方针。这就是蒋介石定下的调子，他从不抵抗转到了“应战”，但仍幻想对日妥协，希望“和平”。

    胡适在谈话会上便也慷慨激昂大谈教育问题，提出“国家高于一切”和“教育独立”的主张。在山上，蒋介石请吃茶，冯玉祥送煎饼，汪精卫邀聚餐，又与陈诚、卫立煌、胡宗南等武人会见，与陈布雷、吴铁城等文官晤谈，又到庐山暑期训练团讲演颜习斋的哲学——他的应酬颇多，高兴之余还写了一首诗：

    那有猫儿不叫春？

    那有蝉儿不鸣夏？

    那有蛤蟆不夜鸣？

    那有先生不说话？②

    胡适是当教员的人，以说话为职业，平素又喜好演说，他在山上自然也到处说话，锋头十足，只是在抗日问题上仍唱低调。

    7月28日，胡适下山去南京，又做过不止一次的所谓“和平的大努力”。他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等人过从甚密，据说他们都是当日南京“低调俱乐部”的成员。③ 7月30日，胡适与高宗武等人“深谈国事”，决定由高宗武去打通与日本“和平”交涉的路线。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战全军将士书》。这天中午，他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吃饭，席间，蒋宣布决定作战。张伯苓头一个慷慨陈词、举手赞成。胡适对蒋的抗战决定仍持怀疑态度，但又“不便说话”，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向蒋进言，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并推荐高宗武去负责进行。他一直在做着“和平”交涉的迷梦。④

    但是，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也使胡适的和平梦想逐渐动摇了。7月31日，他复蒋廷黻的信中说：

    你说的话诚然不错。苏俄预备了这么久，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何况我们这个国家呢？但事势虽如此，其中有一点重要区别：苏俄可以有避战的资格，而我们没有避战的资格。苏俄所以能避战，第一因为对外有抵抗力量，第二因为对内有控制的力量。我们这两件都没有。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受逼日甚，结果是因为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第二个因素更重要。我曾说过，只有强固的政府能忍辱，能接受屈辱的和平。……今日政府比二十四年更强了，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故至今飘泊(drifting)，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⑤

    胡适的思想开始有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