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照样直认不讳自己打孔家店的业绩。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里，胡适理直气壮地说：

    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⑨

    这就把五四时期“打孔家店”的意义说得很透彻，不仅不是什么需要遮掩的过失，而且是反对偶像、解放思想的大功业。没有当日“打孔家店”，哪来今日的新文化？

    稍后，在《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里，胡适又说：“人才之缺乏，不自今日始，孔家店之倒也，也不自今日始也。……我们打孔家店，及今回想，真同打死老虎，既不能居功，亦不足言罪也１⑩ 他也没有否认“打孔家店”的事。

    胡适作《说儒》文后不久，国民党政府明令规定8月27日孔子诞辰为“国定纪念日”，全国奉命举行规模盛大的“孔诞纪念会”。11 政府中人说“这是倡导国民培养精神上之人格”，以为如此可以“奋起国民之精神，恢复民族的自信”。胡适对政府的这一措施十分反感，专门作《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大文章，12 斥责国民党当政的领袖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是一种可怜而不可恕的“愚笨”行径。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可以说也是一篇反对尊孔的皇皇大论。胡适先举出明清三五百年的历史来作证：“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１但是，祭孔尊孔究竟“何补于当时的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接着，他又举出最近二三十年比那拜孔夫子的时代高明、进步的事实，如“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还有帝制的推翻、教育的革新、家庭的变化、社会风俗的改革、政治组织的新试验等五个大方面的成绩，这些都是“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伟大进步”。胡适指出“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了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如果在这样的进步面前反而开倒车，“反倒唉声叹气，发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梦想从那‘荆棘丛生，檐角倾斜’的大成殿里抬出孔圣人来‘卫我宗邦，保我族类’，这岂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吗？”

    写于同一时期的两篇文章《说儒》和《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篇尊崇历史人物孔子，给孔子的思想事业以客观的历史评价；一篇反对以孔子为偶像，抨击国民党政府尊孔祭孔的开倒车行径。尽管两文都不无可议之处，但又都是同一个胡适的，也并非矛盾的认识。而且，这样把历史的孔子和偶像的孔子分别对待，也许更实际，更有益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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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陈独秀《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见《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1版，第660页。（三版注）

    ②陈独秀《再答常乃德》(1917年2月1日)，见同上书第649页。（三版注）

    ③吴虞《致陈独秀》，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1917年2月1日出版。（三版注）

    ④《说儒》原载1934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3分，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12月出版；本节所引文字，系根据1937年4月3版。关于《说儒》一文，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一封信里说：“关于‘孔家店’，我向来不主张轻视或武断的抹杀。你看见了我的《说儒》篇吗？那是很重视孔子的历史地位的。”(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下册，第352页。)（三版补注）

    ⑤同上书第18～19页。

    ⑥同上书第66页。

    ⑦参看上书第38～52页。

    ⑧参看《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12章的“并不要打倒孔家店”一节，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263页。

    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作于1929年11月29日。引文见《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8月4版第124页。

    ⑩此文作于1932年9月7日。引文见《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22页。

    11据1934年8月30日《申报》记载：“廿七日本市各界在文庙举行孔诞纪念会，到党政机关及各界代表一千余人。有大同乐会演奏中和韶乐二章，所用乐器因欲扩大音量起见，不分古今，凡属国乐器一律配入，共40种。其谱一仍旧贯，并未变动。聆其节奏，庄严肃穆，不同凡响，令人悠然起敬，如亲三代以上之承平雅颂，亦即我国民族性酷爱和平之表示也。……”

    12此文作于1934年9月3日，距《说儒》写成仅三个半月。载《独立评论》第117号，后收入《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第506～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