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是胡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0个年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他可以说是40岁的人了。这年6月，他便开始写自传《四十自述》。① 这是他的“传记热”的一个小小的表现。

    1930年胡适（右一）在上海

    胡适从小喜欢记古人嘉言懿行的文字。儿时读朱熹的《小学》，那里面记载的几个可爱人物，如汲黯、陶渊明等，使他数十年而不忘，并且从中悟出了传记文学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他后来说：

    朱子记陶渊明，只记他做县令时送一个长工给他儿子，附去一封家信，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这寥寥九个字的家书，印在脑子里，也颇有很深刻的效力，使我三十年来不敢轻用一句暴戾的辞气对待那帮我做事的人。这一个小小例子可以使我承认模范人物的传记，无论如何不详细，只须剪裁的得当，描写的生动，也未尝不可以做少年人的良好教育材料，也未尝不可介绍一点做人的风范。②

    青年时代，尚在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便开始试作传记文章，《竞业旬报》上曾发表过他最早写的《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和《中国爱国女杰王昭君传》，立意文字都是少年人所难得的。他留美时写过《康南尔君传》，倡文学革命以后更写了不少今人古人的传记和年谱。他刚到40岁便动手作自述，后来逃亡美国，又有半部“口述自传”，③ 还写了一本十余万字的《丁文江的传记》。④ 这后两项自然是后话了。

    胡适不仅自己写过许多传记，还常常劝别人写自传，⑤ 足见他是一个“传记热”。

    胡适之所以重视传记文学，主要是着眼于它的感化教育功能。他常常慨叹中国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曾分析过我国教育培养人才方面的六种缺陷，其中的一项便是“传记文学太贫乏了，虽偶有伟大的人物，而其人格风范皆不能成为多数人的读物”。⑥ 他对比西洋教育的长处，也是六种，其中的一项便正是“传记文学特别发达”，而且多能写生传神，又纤细详尽，能够成为后人学习效法的榜样。因此，胡适下决心大力提倡传记文学。

    1929年，张孝若为他的父亲张謇先生编文集，撰年谱，作传记，便得到胡适的热情支持。这位张謇先生字季直，是清光绪甲午科状元，随后投身实业和教育，成为我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实业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后来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动，企业也因负债过多而破产了，但胡适仍称赞他是“失败的英雄”。他的儿子要做先人传记，胡适自然积极支持、鼓励，还慨然答允给孝若的先传作了一篇序。

    这篇《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事实上可以算作是胡适提倡传记文学的一篇专论。⑦ 他首先分析了中国传记文学为何不发达，原因有三：第一是缺乏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忌讳太多，第三是古文难以传神写生。都很有见地，特别是第二点分析深中我国传记文章的痼疾。

    他指出：

    传记的最重要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

    这里，胡适正面提出了传记文学“纪实传真”的原则与要求。他认为，真实性是传记文学最重要的条件，一定要说老实话，既不可谀颂，亦绝不应诋诬，而要能写出传主的“实在身份，实在神情，实在口吻”。

    对于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胡适认为都应该写传记，而且“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工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所谓“写生传神的手笔”、“细密的考证工夫”、“远大的识见”，这三项加上说老实话、不谀不诬，便可以概括古人所谓良史的“才、学、识、德”，是对传记文学作者的全面要求，缺了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算一个好的传记作者，也难以写出好的传记作品来。

    胡适对于文学往往是“提倡有心而创作无力”，但传记的创作倒还是不错的。他曾到处劝老辈的朋友们写自传，却都是口头上答应，笔头上不实行，他便自己动笔开始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