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 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 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出了一个“五鬼乱中华”的奇论！

    胡适写道：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第二大敌是疾玻第三大敌是愚昧。第四大敌是贪污。第五大敌是扰乱。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这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坏到这般地步都是这“五大恶魔”闹的，而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都不在“五鬼”之列，都不算中国人民的敌人了。这是胡适博士的一个最奇特的创造！

    奇论一出，全国震惊，当即有位梁漱溟先生在《村治》第2号上发表文章，说胡博士的立论是八个字：“轻率大胆，真堪惊诧１③ 梁氏是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上签名的“提议人”之一，赞成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因此他对胡适此一奇论的质问与批评在当时颇有一点代表性，我们不妨多抄几句原文如下：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并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并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读了梁漱溟的信，也觉得自己的文章有“太简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