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念过小学，大兵出身，后来刻苦自修，创作小说，多发表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成了《现代评论》的一个台柱作家，颇得读者的喜爱。1928年春天沈从文来到上海，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他们三人有很深的友谊，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杀害，沈从文曾多方奔走，协助丁玲设法营救。11
据沈的好友丁玲女士说：
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个教授。
那时候教授的社会地位远比作家高，因为自学可以当作家，搞创作，却很难成学问家，当教授。沈从文也想当教授，但他没有学历，小说虽然写得好，却不能算学问，因此难进大学的门槛。胡适原来就器重沈从文，出任中公校长后便聘请他来校教“小说习作”，破格提拔他当了教授。12
沈从文讷于言辞，小时候读书也很不认真，但教书却很认真。为了给学生作习题举例，他随时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写了表现不同生活题材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作了多方面的探求。这些作品大多发表在《新月》杂志和《小说月报》上，是他在中公教书的一项大收获。
沈从文在中公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夫人张兆和女士。据说这事也与胡适校长有些关系，得到过胡适的帮助。当时中公已实行男女同校，但女同学为数不多。据中公校友回忆，张兆和女士心地善良，性格纯朴，沉静，又擅长球类体育，富健康美，被公认为中公的“校花”。许多男同学争相追求，都被她一概拒绝，不予理睬，因此都知难而退了，惟有教师沈从文锲而不舍，写了许多情书给张。她起初也不理睬，后来被缠不过，便去极司斐而路找胡校长。进门时张女士腋下夹着一个包裹，胡适见了笑着说：“你何必送东西呢？”她打开包裹送到校长面前，说：“不是礼物，是沈先生寄来的一大堆信。请校长你看看。”显然，张女士此行的目的是求校长干预，回绝沈先生。她并且说：“他是老师，不能对学生这样１胡适知道了张女士的来意，便笑着说：“师生恋爱并不犯法，在外国亦是常事，校长是不能干涉的。”谈了半晌，张兆和起身告辞，胡适送她到门口，将那包信退还给她，并劝说道：“你不妨回他一封信，以后仔细观察，如认为他并无恶意，做个朋友也好。否则，婚姻是不能勉强的。”13 胡校长侃侃一席话无意中做了冰人，后来沈张恋爱居然成熟，于1933年9月9日结婚了。从此，他们俩数十年间风风雨雨，成了同甘共苦的忠诚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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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公学校史》，原载《中公己巳级毕业纪念册》，后收入《胡适选集》“历史”册，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10页。
②中国公学校董会1930年5月15日致胡适信，载《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中册，第14～15页。
③参看杨亮功所作《胡适之先生与中国公学》，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杨亮功先生是当时中国公学副校长，系胡适提名，由校董会聘任，1928年暑假中到校任职。
④《吴淞月刊发刊词》，见《胡适文存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7年6月3版，卷七，第975～976页。
⑤这首歌作于1930年4月。后收入《胡适之先生诗歌手迹》(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12月出版)，为《尝试后集》之一首，题《中国公学运动会歌》。有人亦称之为《健儿歌》。
⑥胡传(铁花)的遗著经罗尔纲整理抄录后一直未印行，1948年12月胡适飞离北平时带出，后带往美国。其中的“日记”与“禀启”于1951年5月由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书名为《台湾纪录两种》；后又按日期合编为《台湾日记与禀启》，1960年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行。以上两种版本均署“胡传著，胡适罗尔纲校编”。
⑦据罗尔纲的“自序”及胡适的“序”和“后记”我们可知，罗尔纲的《师门辱教记》是1943年3月间应当时广西省政府参议、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先生之约而写的，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印出，“不到多少天，桂林便紧急疏散，所以在那个短促的时光内，此书还不曾得与广大的读者见面”。1945年，罗尔纲将修改本交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逮曾)先生，准备重印，卢请胡适写一篇序，但胡适拖到1948年8月才写，书没有印成。1952年，胡适回台湾讲学游览，顺便向卢逮曾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于1958年自费印出，改题书名为《师门五年记》。1963年，台北《传记文学》第3卷第3期曾选载。此处引文即据《传记文学》。
⑧参看金若年作《吴晗同志事略》，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吴晗与“海瑞罢官”》一书，1979年8月1版，第115～116页及121页。
⑨吴春晗1932年1月30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中册，第102～104页。（三版注）
⑩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下午，在为欢迎新老院士而举行的酒会上胡适致辞，中说：
我对于物理学是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是名满天下的物理家。一位是当年北大物理学系主任饶毓泰，一位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算起该是“四代”了。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的，也是值得自豪的。(《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207页。)讲完这些话不久，酒会结束时，他心脏病猝发倒地，便去世了。
参看方延明写的“人物专访”《重返母校，寄语后生——吴健雄教授谈治学》，载1985年7月18日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
吴健雄女士原就读于中国公学，后转入中央大学，解放后改称南京大学，故中国公学、南京大学均为吴健雄女士的母校。
11丁玲《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1950年11月，载《胡也频小说选集》卷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9页。
12沈从文在中国公学的教职，据当时的副校长回忆是“教授”，参见注③；但当时中公的学生李雄回忆，又说沈是“讲师”(《敬悼胡适之先生》，载台北《畅流》半月刊第25卷第3期)。大陆学人尹在勤著《新月派评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说到何其芳在上海中国公学念书时曾受沈从文的影响和赏识，其中也说沈“当时在该校任讲师”，不知何据。笔者不便以这等事去询问沈先生，姑从杨说，亦存李尹二说以备考。
13参看李雄《敬悼胡适之先生》及程外《沈从文与胡适》(载《自由人》1957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