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3月，正当《新月》在黄浦江边升起的时候，上海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发生风潮，至4月底尚未解决，校长何鲁辞职。校董会推胡适继任，希望他能出面维持，平息风潮。胡适因母校的关系，慨然允诺，于4月30日就任中公校长。

    胡适接长中国公学以后颇多兴革。当时的中国，既缺人才，又缺经费，很难办一个完善的大规模的大学。中公经费更是异常困窘，濒于破产的境地，却设有文、商、法、理工4院，17学系，而学生仅三百余人。胡适觉得非裁并改革不可。他在所作校史中说：

    我们觉得何鲁先生任内所定学科组织的规模太大了，不是公学的经济状况能负担的，故自十七年暑假起裁撤工学院与法学院，其余学系也经裁并，改为文理学院及社会科学院，共两院，七学系。原有之商学院成为社会科学院中之商学系。余六系为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哲学系、数理学系、史学社会学系、政治经济学系。①

    这样改革实事求是，经过一段努力，竟把学校“从破产中救了出来，使他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兴旺发达起来了。② 学生最多时达到1300余人，而全校只有会计1人，事务1人，舍监1人，职员共计仅14人，③ 比起今日一些机构臃肿的大学来，真可以算得上精兵简政了。

    作为大学校长，胡适非常重视学生智能的培养。他在中公设立了奖学金奖励学生读书，并积极提倡写作及各种学术研究会、演讲会等活动。胡适认为，这些活动可以引起学生读书的兴趣，帮助思想学问。他曾说：

    我们相信，文字的记录可以帮助思想学问：可以使思想渐渐成条理，可以使知识循序渐进。……商家的账簿上往往写着“勤笔免思”，其实勤笔不是免我思想，正是助我思想。④

    在胡适的提倡与鼓励之下，学校创办了《吴淞月刊》，学生中也办起了《野马》等许多刊物，出现了一种自由、主动、活泼的读书风气。

    胡适也相当重视体育，曾亲自为全校运动会写了一首短歌：

    健儿们大家上前。

    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⑤

    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生体格的锻炼，而且重视运动场上对学生品格的培养，希望青年们养成一种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对于校中成绩突出的青年学生，胡适非常热心培养扶持，甚至有些偏爱，却也相当严格。当时文理学院的学生罗尔纲平时一点也不活跃，在校中无声无息，但他成绩优秀，得过学校首届奖学金，文化史的论文也作得不错，很得胡校长的赏识。1930年夏罗尔纲要毕业了，毕业前夕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介绍工作。胡适便约请罗尔纲做家庭教师，并收他做“徒弟”。罗氏在胡家先后五年，除指导祖望、思杜兄弟俩读书外，又帮助抄录整理胡铁花先生的遗集，⑥ 并在胡适的指导下研究史学。后来，罗尔纲写了一本《师门辱教记》的自传，记述这五年跟胡适做“徒弟”的生活，颇为亲切生动。其中写道：

    我一入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分文章不得不粗制滥作了。……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据罗尔纲所记，胡适对他的几次批评确是很严厉的，但严厉之中却也能给人以启迪，而对罗氏的成绩胡适也多有称许和鼓励。⑦ 罗尔纲后来研究史学颇有成就，尤为太平天国史的著名学者，他自己认为跟胡适的指导与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吴晗，当年名春晗，也在中国公学念书，也是胡适的一个得意门生。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也得到胡校长的赏识。后来胡适被迫离开中公，吴晗也离校北上，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胡适又介绍他在学校谋得当“工读生”的机会，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胡适还写信勉励吴晗，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并在《大公报》上撰文希望大学生们以吴晗为榜样，“埋头读书，不问政治”。

    吴晗那时确也深受胡适的影响，不仅把胡适送的对联挂在自己的房间里，也给胡适办的《独立评论》写文章，并且按照胡适的指导和要求，成了专治明史的著名学者。⑧

    但是，吴晗是一个热血青年，看到黑暗**的现实，他怎么坐得下图书馆而无动于衷呢？他给胡适写信，说：

    处在现今的时局中，党国领袖卖国，政府卖国，封疆大吏卖国，……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也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

    他这些痛苦不敢“向有党籍的人吐露”，因此向胡适倾诉，说自己“过去备受先生的训诲指导”，也希这时能给他“指示一条应走的路”。⑨ 胡适却难以为力。后来吴晗思想转变，走上了与胡适相反的道路，成为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

    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位吴健雄女士，后来她留学美国，胡适对她仍经常关心指导。她终于成了名满天下的物理学家，胡适常常以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⑩ 吴健雄呢，对胡适的教导也终生不忘，1985年她应邀回祖国参加母校南京大学校庆纪念，对青年后生谈治学经验时，犹说到胡适先生对她的教导和关心是她后来积极进取的动力。

    为了培养学生，大学最重要的是要聘请好的教授。胡适接长中公以后，虽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还是努力延聘、罗致了一批英美留学生到校任教，使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授较为齐整。他聘请教授有蔡元培的作风，不限资格，不分派系，如中国文学系，有王闿运的弟子马宗霍教先秦文学与《说文》，有左派作家白薇教戏剧，有陆侃如、冯沅君教古典诗词考释，有郑振铎、梁实秋教西洋文学等等，还有年轻作家沈从文教小说创作。又聘请高一涵先生任社会科学院院长，胡适自兼文理学院院长，还兼授“文化史”一门课程。

    胡适每周除了来校上课、洽商校务及主持各种会议和活动之外，大部份时间仍在沪西极司斐而路寓所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任中公校长的两年间，他出版了《白话文学史》上卷、《庐山游记》、《人权论集》，编校了《神会和尚遗集》，还写了收在《胡适文存三集》里的许多文章。这样一位饱学而勤奋的校长，在研究和写作方面有这许多成果，对教员、对学生、对学校的学风将会产生怎样良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胡适不拘资历，破格延聘沈从文来校任教，在中国公学曾传为美谈。

    沈从文，湖南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