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5月，英国国会通过关于退还部份庚子赔款的议案。为了处理这笔退还的赔款，组织了一个“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胡适被聘任为中方三委员之一。①

    1926年3月，胡适在上海出席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随即参加以英国人威灵顿子爵为团长的访问团，到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天津等地访问，听取各方面人士的意见。5月，访问团一致主张设立“中英庚款董事会”，全权管理英国退还的部份赔款。7月，胡适离开北京，经哈尔滨，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到英国去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是胡适自1917年留学归国后九年间第一次走出国门。

    火车昼夜兼程，穿过了辽阔的原野和森林，终于驶进了莫斯科。第一次来到这赤色苏联的首都，胡适感到陌生而又新奇。他要在这儿住下来，休息几天，看看这个震撼过全世界而且各国至今都在关注、议论的神秘世界。

    稍事休息后，第二天胡适便去参观革命博物馆。他细细看了俄国1890年至1917年的革命运动史料，很受感动。第三天，他遇着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便同他们一道去参观莫斯科的监狱，三人看了也都觉得很满意。又同他们讨论苏俄的教育，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统计材料，印象也不错。胡适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他在莫斯科给友人写信道：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②

    最后两天，胡适又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更觉得他的看法不错。他想，对这样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政治大试验，“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这才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他打算将来回国之后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苏俄进行较长期的考察。

    在莫斯科虽然只逗留了三天，但这赤色首都给胡适的印象却很深刻。到了伦敦和巴黎，他仍很激动，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谈的仍是苏俄的观感，仍在称赞“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仍在称赞莫斯科的人们“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仍在称赞苏联政府重视教育和科学，等等。③

    胡适的这些信寄回国内，在友朋中传观，在报纸上披露，引起了颇大的反响。当时国内北伐战争正迅猛发展，革命空气甚为浓烈，孙中山先生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入人心，胡适这时称赞苏俄，而且说我们“不配批评苏俄”，自然得到不少人的称赞。而胡适的朋友们却大多惊诧不已，有的对他“赞成苏俄的论调”发生疑问，有的劝他不要匆忙表态，更“不必急于提方案”。徐志摩那时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不久，看到“胡大哥”称赞苏俄的信，很不以为然，又看他寄回的相片显得有点瘦了，便开玩笑式的说胡适“倒像一个鲍雪微儿(布尔什维克)”。④

    其实，胡适在出国前一个多月便发表过赞扬社会主义的言论，他说：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劳动是向来受贱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