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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师大风潮前后(2/2)

者良切。先生近来种种举动,荒谬卑污,长此以往,先生将永为吾全国青年所深恶痛绝。⑨

    他们的批评可说是义正辞严,但又希望胡适“痛改前非,恢复首创文学革命时之精神”,也可说是仁至义尽的了。

    这时的胡适只是固守着“教育独立”的思想,对章士钊的倒行逆施也是有认识的,而且文学革命之精神余绪未泯。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攻击白话文学,他还是禁不住要予以回击。8月3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7,披露章士钊向新文化投降的“白话歪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同时指出章士钊反叛的原因,说:“行严(按,章士钊字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他却又虽落伍而不甘心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他已甘心落伍,只希望在一般落伍者之中出点头地,所以不能不向我们宣战。”⑩

    胡适对于章士钊的批评还是相当中肯而又很严厉的。后来章士钊作文辩解,提起胡适公布他“投赠之白话词”一事还觉得不好意思,说胡适近于开玩笑呢!11

    围绕女师大事件及后来的“三一八惨案”,12 《语丝》与《现代评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鲁迅与陈源的笔战尤为频繁激烈。胡适虽然偏袒章士钊,护着陈源,却并未公开参加这场笔战,也从未攻击鲁迅、周作人等反对章士钊的人们。而且,据他后来写给周作人的信看,他生平对于周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13

    1926年5月下旬,胡适随“中英庚款访问团”赴天津访问,住在旅店,夜间无事,翻读鲁迅的《热风》,大都是《新青年》时期写的文章,读来颇多感慨。当他读到《随感录四十一》时更深受感动,联想到近年来围绕女师大事件的笔战,他竟“一夜不能好好的睡”。第二天,胡适不禁心血来潮,便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因此,胡适一再劝说不要忘记《热风》里“学学大海”的那段文章,“让我们都学学大海”,消除误解和猜嫌,都向上走,都朝前走。14

    胡适当日的用心我想不能说是不诚恳的罢。但他虽然好心,却有些不分青红皂白,不辨是非曲直,一味的调和矛盾,显然是幻想。也许,这正足以代表胡适那时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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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笔名孤桐、孤松,湖南长沙人。辛亥革命前曾参加反清革命,1914年5月在东京主办《甲寅》周刊。他自述道:“民国三年。愚违难东京。愤袁氏之专政。谋执文字以为殳。爰约同人。创立杂志。仓卒无所得名。即曰甲寅。昭其岁也。”(孤桐《大愚记》,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1号,1925年7月18日出版。)两年后停刊。五四运动后他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1924年至1926年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曾参与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和民众的爱国斗争。他兼任教育总长后复办《甲寅》周刊,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解放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

    ②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日至22日上海《新闻报》;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出版。

    ③章胡二人互相赠答的这两首诗,是根据胡适的《老章又反叛了7一文所录抄出。该文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后收入郑振铎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④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题为“评议会布告”。

    ⑤以上两函件均载1925年8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

    ⑥以上三个文件均见1925年8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三版注)

    ⑦见1925年8月29日出版的《甲寅》周刊第1卷第7号所载《说》一文。

    ⑧见1925年8月7日北京《大同晚报》。

    ⑨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341页。

    ⑩《老章又反叛了7原载1925年8月30日《京报副刊·国语周刊》第12期,引文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203页。

    11见章士钊所作《答适之》,原载《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9月出版;后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121926年3月,在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军阀张作霖、李景林等作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因见奉军战事失利,便公开出面援助,于12日以军舰两艘驶进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守军,国民军亦开炮还击,于是日本便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抗议,并联合英、美、法、意、荷、比、西等国,借口维护《辛丑条约》,于3月16日以八国名义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停止津沽间的军事行动和撤除防务等等,并限于48小时以内答复,否则“关系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北京各界人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于3月18日在**集会抗议,会后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不料在国务院门前,段祺瑞竟命令卫队开枪射击,并用大刀铁棍追打砍杀,当场和事后因重伤而死者47人,伤者150余人,造成了帝国主义和军阀互相勾结屠杀我国人民的大惨案。

    13胡适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542页。

    14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逊,上册,第377~3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