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 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 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关于井田制度的这段文章，近千年来的一般读书人都记得滚瓜烂熟，也大多相沿不疑，可是，胡适提出了怀疑。他把这方面的种种传说，依出现时间的先后排列成一个井田论演变的沿革史，指出“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到孟子才“凭空杜撰”出一个整齐的“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却还很不完全，很不清楚。以后经《公羊传》、《谷梁传》、《王制》、《韩诗外传》逐渐补充详明，到后来的《周礼》、《汉书·食货志》及何休的《公羊解诂》等书才有了详细、整齐而又烦密的井田制，这样便“以讹传讹，积讹成真”了。

    胡适说，他的《井田辨》是对井田制度的一种“怀疑的挑战”，他所提倡的是一点怀疑的精神，即所谓“疑古的精神”。那时，他对清代学者姚际恒敢于怀疑前人不敢怀疑的经书、对崔述敢于怀疑古史古事都十分佩服，曾经称赞崔述为“科学的古史家”，为崔述作年谱，支持顾颉刚整理汇佣崔东壁遗书》。③ 他曾经打算继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做一部《古今伪书续考》，作为“扫除旧污的一个方法”，并嘱顾颉刚标点姚氏的《伪书考》。④ 他甚至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⑤

    1923年，胡适编的《读书杂志》上发表了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氏也提出对中国古史的怀疑，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靠不祝他甚至抬出《说文》来做根据，推论说禹是一条虫。⑥ 接着便有钱玄同表示赞成的答书，而刘楚贤、胡堇人则提出疑问和反对，彼此驳难答辩，展开了关于古史的讨论，历时九个月。⑦

    胡适开头没有参与，最后写了一篇总结性文字，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支持顾颉刚，提倡怀疑精神。针对有人指责顾的怀疑翻案文章足以“影响人心”，胡适说：“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⑧ 因此，胡适认为禹是不是一条虫这是“琐屑的枝叶”问题，他要人们“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对于传说的古史该怀疑的就怀疑，“实事求是，莫作调人”。但他也不赞成无根据的怀疑，而必须寻求证据，“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这次“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可见胡适所提倡的是有证据的疑古精神。

    前有“井田辨”，后有“古史讨论”，胡适觉得应该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了。他认为这两次讨论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