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革新与守旧的斗争异常尖锐，出现了“新潮社”与“国故社”的对立：一方响应《新青年》，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一方则反对《新青年》，维护旧文化、旧思想，壁垒分明，两相对峙。

    国故社出版的《国故》月刊第1期就亮出“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旗子，以“保存国粹”为宗旨，向新文化运动挑战。

    那么，新文化要不要“国故”？怎样对待“国故”？这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当日不能回避 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是新潮社的毛子水和傅斯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新潮》第1卷5号上发表了毛子水写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一文。作者指出，近来守旧派研究国故，“既不知道国故的性质，亦没有科学的精神”，只是“抱残守缺”而已，他认为研究国故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将国故加以“整理”。傅斯年在这篇文章末尾写了“附识”，进一步明确指出了研究国故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一是“整理国故”，一是“追摹国故”；正确的态度是“必须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于是，《新潮》与《国故》之间展开了关于“整理国故”的一次小小的论争。①

    新潮社最早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很不圆满，他们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显然还缺乏认识，以为整理国故“没有多大的益处”。真正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和必要性并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的是他们的老师和顾问胡适。

    这年8月，胡适写了关于整理国故答毛子水的一封信。② 他一方面赞成并支持毛子水提出的用科学精神来整理国故的主张，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从“有用无用”的狭隘功利主义出发不重视整理国故的缺点。胡适指出：“现在整理国故的必要，实在很多。我们应该尽力指导‘国故家’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不当先存一个‘有用无用’的成见，致生出许多无谓的意见。”他主张“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甚至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胡适充分估计到了整理国故的重要性和学术文化价值，却显然又过分夸大了它的社会意义。

    到了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③ 便把“整理国故”作为一个口号正式提出来了。这篇文章的标题下排列着四句口号：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便是胡适所理解的“新思潮的意义”的全部内容。

    别的我们暂且不论，只来看看他关于整理国故的观点。他说：“新思潮对于旧有文化的态度，在消极的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方法来做整理的工夫。”胡适很明确地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一个口号，当作对于旧有文化的一种积极态度，当作“再造文明”的一种手段，因而与守旧派的“保存国粹”论有着根本的不同。

    对于国故，胡适认为不仅有“国粹”，也有“国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要分清“国粹”与“国渣”，不了解“国渣”，也不会懂得“国粹”。他曾经嘲笑那些国粹党其实并不懂得什么是“国粹”，说：“现在有许多人自己不懂得国粹是什么东西，却偏要高谈‘保存国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论古文之不当废，他说‘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现在许多国粹党，有几个不是这样糊涂懵懂的？这种人如何配谈国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怎么整理呢？胡适提出的总原则便是“评判的态度”。他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即是说要用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进行研究整理，来重新估定一切旧文化的价值。具体的方法和步骤也提出来了：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是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三步是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的真意义；第四步才是综合，“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胡适关于整理国故的这些意见和方法显然与守旧的国粹家们分道扬镳，而且也是新潮社毛子水诸人所望尘莫及的。

    但是，胡适对整理国故的艰难和这一工作的份量开初也是估计不足的，他本人也并未打算具体来做这件事。他在1922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从前我们以为整理旧书的事可以让第二、三流学者去做，至今我们晓得这话错了。二千年来，多少第一流的学者毕生做此事还没有好成绩，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④ 他这时已经认识到整理国故是要与历史的因袭和传统作战，非大力汉担当不起，他自己决心做这样的大力汉了。

    这年秋天，北京大学议决要办一种《国学季刊》，胡适被举为编辑委员会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