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 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在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１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③

    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致力于“新民”的思想启蒙事业，加上他“笔锋常带情感”的文字，在青年知识者中间影响确实很大，其思想启蒙宣传之功应予适当肯定。然而梁氏仍坚持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道路，反对孙中山一派的革命道路。而胡适如此夸大保皇派梁启超的思想启蒙作用，又如此贬低革命派孙中山黄克强领导革命的功绩，却是明显背离实际的偏私之见，从中也可看出胡适受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多么深。

    对于新建的中华民国胡适还是爱护的，对种种损害民国的行径他都不能容忍。当时有一个叫布朗德(J.O.P.Bland)的英国人从伦敦到美国来，四处游说诋毁中华民国。布氏曾经在中国海关做过事，他的演说登在报上甚有欺骗煽动作用。胡适读了很气愤，当即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布氏的谰言。有一天晚上，布氏在绮色佳演讲，讲题是《中国的动荡局势》，胡适也去听。布氏反对美国人承认中华民国，他说列强不能承认民国，因为民国还未为中国自己的人民所承认。胡适听了这话，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布氏有什么根据，布氏支支吾吾回答不出来，只好改口说他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对于布朗德诋毁民国的言论，中国留美学生都愤激不平，波士顿、纽约与绮色佳的留学生多有书信往来，商议抵制的办法。11月22日，中国留美学生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胡适在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在学生会设一通信部，专门翻译英美各国反对我国的言论给国内各报纸刊登，“以警吾国人士，冀可稍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④ 由此可见他维护民国的诚心。

    胡适（前排右一）与康奈尔大学中国学生俱乐部成员合照。最后排右一是赵元任。

    窃国大盗袁世凯窃踞了民国总统的宝座以后仍不满足，又做起皇帝梦来。他首先把孔夫子抬出来，演出了一场尊圣祭孔的丑剧。1913至1914年间，袁氏先后颁布了几个尊孔祭圣的命令和条例。胡适在美国看到，曾大加嘲讽，指斥袁氏“此种命令真可笑，所谓非驴非马也”，又揭举袁氏尊孔之令有七大谬误，一一加以驳斥，说它是“一片空言，全无意义，口头谰言，可笑可叹”。当时，胡适虽然未必看到了袁世凯颠覆共和、恢复帝制的野心，却也指出袁氏尊孔令中把“纲常沦，人欲横流”归咎于国体变更以后自由平等之流祸，是一大谬误。⑤ 这不也可以说是在为民主共和而辩护吗？

    到1915年8月，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袁的美国顾问古德诺(dnow)在美国各地演说，并发表了《共和与君主》一文，为袁氏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孙毓筠等紧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加紧鼓吹帝制。胡适从报上得知消息以后，认为“古氏在此邦演说作文，均言中国无共和之程度，其说甚辩，足以欺世……于我国共和前途殊有影响，不可不辩”，于是写了《中国与民主》及《古德诺与中国之顽固反动》两篇英文文章，分别寄给纽约《望》月刊和《新共和国》周报。文章针对古德诺的谬论驳斥说：

    古德诺教授及其他一些好心的立宪权威们认为，东方人不适合于民主的政府形式，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过民主政府。恰恰相反，年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