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相信，正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主，现在就必须有民主。年轻的中国又相信，如果第一个中华民国民主的生命较长，到那时候就会在中国建立起相当有力的控制，并且有了四年民主政体的政治经验，尽管这个经验还是不完善的，而到时候就可以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了解什么是共和政体的真正的意义。⑥

    这时候的胡适已经是公开为捍卫民主共和而辩护的斗士了。

    袁世凯终于下令改元登极。然而，这个背叛民国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立即陷入了全国人民愤怒声讨的狂潮之中，他的83天皇帝梦也终于破灭了，而且众叛亲离、楚歌四起，终于成了独夫民贼，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惧而死。住在美国的华人也都手舞足蹈，额手称庆。胡适说这真可谓是“千夫所指，无病自死”，并且指出袁氏之死是死有余辜，因为“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今日其一身之身败名裂，何足以赎其蔽天之辜乎？”⑦

    袁世凯的窃国、称帝、破产、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君主**制度的一次垂死挣扎，它给人们提供了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沉痛的历史教训。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么多吹鼓手，有那么多人为他抬轿子，有那么多人上表劝进，这就向人民昭示，**主义在一些人当中还是 有市场的，不可能一时消除干净。然而，人心所向、时代潮流所趋是民主共和，逆历史潮流搞**主义的人绝不会有好下场，袁世凯便是活的和死的见证。

    胡适也通过袁氏之死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他犹念念不忘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认为“袁氏之卖康梁，其罪真不可胜诛”，如果当年袁氏不向慈禧太后、荣禄告密，戊戌政变不致推翻，“则20年之新政或已致中国于富强”了。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方说“袁氏之罪，在于阻止中国20年之进步”。

    然而，胡适这时眼界比过去开阔了，美国的政治生活给他脑子里灌输的民主共和思想更多了，他想到，20年前的戊戌维新即使成功也只是君主立宪，不能有“根本的解决”，必然保留清朝帝室、贵族及官僚政治，结果必然是“一种皮毛的新政，暂时的治安，而共和之运动反为阻滞”，革命终不可避免。20年来国内历史的进程又使胡适看到：“徒以戊戌失败之故，此20年中中国之进步皆起于下而非出于上，其结果乃有辛亥之革命及今日之革命，遂令数千年之帝制一旦推翻，三百年之满清亦同归于尽，今之官僚派余孽似亦有摧灭之势。则虽谓吾国政体问题已有几分根本的解决可也，而此几分根本的解决，皆戊戌失败之赐也。”⑧ 这“根本的解决”，说明胡适的思想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他不再把辛亥革命的成功全记在梁启超名下了，他似乎从康梁的改良主义藩篱中移动腿脚，向革命迈出了小半步。

    ----------------------------------------------------------

    ①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一，1911年10月12日至30日日记。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第81～86页。

    ②见《胡适研究丛录》，颜振吾编，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2月版，第225页。

    ③《藏晖室札记》卷一，1912年11月10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2页。

    ④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二，1912年11月19日、21日、22日日记。上海亚东版，第120～127页。

    ⑤参看《藏晖室札记》卷三“二六非驴非马之大总统命令”(1914年1月23日)，上海亚东版，第162至163页；卷七“三八袁氏尊孔令”(1914年11月16日)，上海亚东版，第468～470页。

    ⑥参看《藏晖室札记》卷十一“六论袁世凯将称帝”及“二O辟古德诺谬论”，见上海东亚版，第741～748页、768页。《望》月刊(The Outlook)，胡适原译纽约《外观报》。此处引文见“六论袁世凯将称帝”所附之《China and Demecracy》(《中国与民主》)，中译文曾得武汉大学英文系李子彬教授校订。

    ⑦《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三死矣袁世凯”(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6～927页。

    ⑧《藏晖室札记》卷十三“十四论戊戌维新之失败于中国不为无利”(1916年6月7日)，上海亚东版，第9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