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了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他身穿蓝呢夹袍，外罩绛色大袖马褂，脑后一条小辫子，用红头绳扎着，跷跷的拖在背后，完全是一副地道的乡里土少爷打扮。当年由绩溪上庄出门只能步行，他们经逍遥崖、江南第一关、栈岭，沿新安江、富春江而下，至余杭乘小船，走了七天七夜才到杭州，然后乘火车来到十里洋场的大上海。①这个乡巴佬要在这里住下、读书，寻求那被高山崇岭封闭着的家乡所不能梦想的“新学”。

    他进的第一个学堂是梅溪学堂，这是他父亲生平最佩服的一个朋友张焕纶(经甫)先生创办的。②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不久，胡适碰到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大约也瞧不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没作准备，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

    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他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③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正在这个“作文危机”的时候，胡适家在上海开的“公义油栈”店里派人来学校，报告他三哥病危的消息。先生准他带作文卷子回家去做，下星期再交。于是，胡适抄了题目，逃出课堂，暂时躲过了这一关。

    赶回店里，他的三哥不几个钟头就断了气。第三天，他的二哥从汉口的店里赶到上海办丧事。据胡适自己回忆：

    丧事办了之后，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捡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校去翻看。费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不久我也会做“经义”了。几个月之后，我居然算是头班学生了。④

    从乡里读的“四书”“五经”转到读《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和《新民丛报》一类新书，使胡适的眼光从古代转到了近代、从旧世界转到了新世界，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呼吸着新的空气，吸取新的知识，追逐着时代的新潮流，并自命为“新人物”了。

    这个“新人物”所读的新书大多是二哥给他的梁启超一派的著作，也读反清革命的书。有一天，班里的同学借来一本邹容写的《革命军》，⑤在胡适等几个同学中传看。邹容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军马前卒”，他写的这本《革命军》，薄薄的本子，书前印着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写的序，全书约两万来字，用浅近通俗的语言宣传反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