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团》之类，害余不浅。倘家人不以小说为禁物而善为选择，则此害可免矣。二则余常于夜深人静后偷读小说，其石印小字之书伤目力最深，至今受其影响。⑤

    幸而家中也有人帮助胡适借小说，如他的五叔、守焕哥、三姊丈周绍瑾、大哥、大嫂、二哥、三哥都帮他借过小说，或送小说书给他。而最出力的是他的族叔胡近仁。近仁比胡适大四岁，天资颇高，会读书，家里也颇有些藏书，是胡适儿时最要好的一个朋友。他们两人各有一个小手摺子登记看过的小说，过些时候便交换比较，看谁读的书多。到胡适离开家乡时，他的摺子上记载的小说书大约有30多种了。⑥

    人们往往以为小说是“闲书”，其实大谬不然。小说书给了胡适很大的好处，主要的是帮助他把文章写通顺了。他读了大量的小说，而且找到一个讲述这些小说故事的好机会。他的一些本家姊妹，像四叔的女儿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广菊和多菊、祝封叔的女儿杏仙，还有本家侄女翠苹、定娇等，十几岁的一群姑娘常常聚在一起绣花做鞋，也常常请胡适讲故事。胡适给她们讲得最多的是《聊斋志异》，什么凤仙啦、莲香啦，什么江城啦、张鸿渐啦，说得悍妇奇毒、狐鬼有情，众姑娘听得啧啧称赞，便去泡炒米、做蛋炒饭犒劳胡适。这样讲聊斋故事，逼着胡适把古文翻译成绩溪土话，使他更了解古文的文理章法；大量的白话小说又使他得到初步的白话散文的训练。因此，他离开家乡到上海求学时就能写很像样的文章了，而对于他后来的提倡白话文学和考证小说，也早早地种下了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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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参看石原皋著《闲话胡适》“三胡适的童少年”，载《艺谭》季刊1981年第2期。

    ②1916年3月6日，胡适在《藏晖室札记》卷12“三○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中写道：“吾国旧教育之大病，在于放弃官能之训练，诵读习字之外，他无所授。犹忆余幼时酷嗜画人像，然既无师资，又无范本，其所本者，石印小说之绘像而已。不独此也， 即偶有所作，均不敢以示人。一日为塾师所见，大遭诟责，桌屉中所有绘像皆被搜去，遂不敢更为矣。音乐则更无机会可学。犹忆一年，里中秋赛，应有童子昆腔乐队，翰香叔欲令余与列其中，后家人以为吾家子弟不应学吹弹与‘子弟’(俗谓优伶为‘子弟’)为伍，遂不果。至今思之，以为憾事。吾不知果有绘画与音乐之天资否。然即令有之，经此20年之压抑挫折，更能余几何乎？后之言教育改良者当知所从事矣。”(见《藏晖室札记》亚东版第856页)到1930年11月，胡适在《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一章里又写到这两件事，可参看(亚东版第28页)。

    ③《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亚东版第23～24页)。关于胡适第一次偶然读小说的事他自己有种种不同的回忆与说法。1954年3月15日他在台湾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学的演说《白话文的意义》，说的是“七八岁的时候”(见《胡适选集》“演说”，台北文星书店1966年6月版，第175页)，1958年5月4日在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八周年纪念会上演讲《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说是“**岁的时候”(刘心皇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话》收此演讲词为“代序”，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印行)，前后相差两三年，当是记忆的不确切。五六十年之后来回忆儿时情事难免此等误差，而《四十自述》的回忆与记载可能较近是。

    ④据《四十自述》“九年的家乡教育”列表。

    ⑤《藏晖室札记》卷12“三○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亚东版第857页。

    ⑥这些数字都不甚确切。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是“三十多部小说”(亚东版第25页)，而在《藏晖室札记》中却说是“读了四五十种小说”(上海亚东版，第8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