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5年，只有39岁的兴宗病倒并死于一次他的经常性巡幸中。他留下了一个与主要邻国保持和平的帝国。在前几年，他应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了高丽王储一个显赫的官职。西夏国王派出使节请求下嫁一位契丹公主联姻，并进呈另一份友好誓表。1055年初，兴宗接待了宋朝来的例行使节，后者馈赠他两头驯象，他还接待了更多的西夏使节。
就国内而言，兴宗时的帝国也是相对和平与繁荣的，虽然他与他的母亲皇太后的关系依然紧张。他的曾被封为皇太弟的弟弟重元长期盘踞着南京留守的位置，并刚有了一个儿子。①
兴宗的皇位由其长子耶律洪基（1032—1101年，契丹名为涅邻或查刺，庙号道宗）继承。在过去的三年中，他与他的父亲一起理政，处理政府的例行事务。②兴宗显然打算他的儿子不仅应当继承皇位，而且当他在位时，就应当做好统治的准备。道宗“即皇帝位于柩前”，向他的宫廷颁布了一道谦虚和安抚性的敕令，而且开始了一轮复杂的仪式和对各个祖先陵墓与祠堂进行祭祀。按照惯例，与高丽、西夏和宋互派了使节。从宋朝来的使节之一就是著名的学者与史学家欧阳修。这样，道宗的父亲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继续保持。
皇位继承并没有立即产生纠纷。钦哀皇太后仍对1035年兴宗把她从政治统治地位中驱逐出去耿耿于怀；而且，即使他去世后，也没有能够哪怕是假装去哀悼他，她教训兴宗悲痛欲绝的孀妻说：“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仅仅在一年之前，她告诉一名宋朝使节说，她赞成兄终弟及的真正的契丹继承方式，而不是父死子承的世袭继承。①她显然已支持重元的要求，后者的称号为皇太弟，在契丹人背景中已具有对皇位的隐含要求，而她在兴宗在位时已曾经密谋使他登位。
兴宗本人显然已意识到重元继承皇位的危险性。1054年，他对宋朝使者王拱辰说：“吾有顽弟，他日得国，恐南朝（即宋朝）未得高枕也！”②但无论如何，皇太后没有采取行动，即使她的兄弟与亲戚们占据着高位并且自然能够影响皇位继承。重元被授予新的荣誉皇太叔和独一无二的个人特权。皇帝既不直呼其名，重元也不拘礼节。但是，在被授予这些不同寻常的荣誉后，他被遣返南京，在新皇帝的名义下统治其民。钦哀皇太后被授予太皇太后的称号，而道宗的母亲仁懿后则成为皇太后。③重元于1056年被任命为统帅（于越），而太皇太后则于1058年底病倒并死去。④
在道宗朝初期，萧革①和萧阿剌②两人在宫廷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后者是萧孝穆的儿子，所以仍是极有权势的钦哀皇太后家族的成员。萧阿剌在宫廷中长大，早就是兴宗的一位密友，在兴宗朝曾任同知北院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东京留守。道宗即位后，他被任命为北院枢密使，所以他就同投机者萧革在宫廷中分享了权力。不久，二人发生了争吵。大约1059年，萧阿剌请求致仕，但却被宫廷派出任东京留守。1061年，他于一次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时回到宫廷，③并对政府的措施提出了严厉而有力批评。这些批评所直指的萧革，向皇帝进谗言中伤阿剌，尽管皇太后为其求情，皇帝还是下令缢杀了萧阿剌。
《辽史》高度评价了萧阿剌不懈的忠诚和对政治的通晓，推测说，如果他没有被杀，既不会发生重元的叛乱，也不会发生以后皇后的被处死和皇太子的被谋杀。无论如何，阿剌的被杀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而且是道宗缺乏判断力与固执不变的缺点的首次严重暴露，即使当诬告指向那些最亲近他的人时，他也总是热衷于相信这些诬告。
宫廷暂时落入了追逐私利的萧革（他在1062年致仕）和耶律仁先与耶律乙辛手中。
在这些年里，宫廷内由于激烈的个人勾心斗角而分裂。皇帝太软弱，既不能居间协调也不能解决问题。再者，基本问题也仍然存在，它们中的主要问题是由于契丹国家的逐渐汉化和中央权力对传统上是部族事务的苛求所造成的持续紧张状态。已有的“合理化”、集权化和汉化影响的趋势也依然存在，虽然最初新皇帝煞费苦心地在宫廷建立了某种书院气氛——在那里，他的官员和契丹权贵们能够自由地呈奏无拘束的建议。①这些趋势的象征是，在1055年，所有的官员，而不仅仅是皇帝和汉人南面官，被要求在重要典礼时，穿戴中国宫廷服装。②
新皇帝和皇后都有较高的中国文化的素养并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写诗。皇帝对儒学和佛教都非常感兴趣。也许道宗赞成汉族文化与法律倾向的最有力证据是他对后备官员的汉式教育和对考试制度的不断重视。通过每次考试（通常约每隔四年举办一次）的进士人数从兴宗时的50人或60人猛增到100多人。③1059年，国家教育制度通过建立州县学校④以及五京和黄龙府学与兴中府学的更高级学校⑤而得到了改革。除了阿保机已在上京建立的帝国学府（国子监）外，⑥1060年又在中京建立了第二座帝国学府，⑦并最终下令举行仪式祭祀儒教先圣先师。⑧
皇帝亲自参与处理有关考试制度的事务。1070年设立了一种新的、被称为“贤良科”的特殊宫廷考试，参加者必须呈交10万字的作品。⑨1072年，道宗亲自为进士科和贤良科的宫廷考试出题。⑩
对辽朝契丹族臣民采用汉式法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在道宗朝初期又一次表面化。1058年，道宗下诏部落审判官（夷离毕）：“诸路鞫死罪，狱虽具，仍令别州县覆按，无冤，然后决之；称冤者，即具奏。”①部落审判又一次被置于地方政府的汉式法律审查之下。
正如我们所知，重元在1044年的类似场合已代表契丹人的利益进行过请求，这完全可能构成一次反对汉人的本民族保护主义的派系斗争，从而导致了他在1063年图谋发动政变。
1063年重元的叛乱
史料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是混乱、支离破碎而且互相矛盾的，②它表明重元不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被他野心勃勃的儿子涅鲁古和一群心怀不满的贵族拥戴为名义上的领袖而被卷入了这次阴谋，他的儿子已于1061年被任命为知南院枢密使事。这些人中主要有圣宗的孙子耶律贴不和圣宗与钦哀后的女儿严母堇当时的丈夫萧胡睹。萧胡睹为同知北院枢密事。③
涅鲁古最初打算让其父亲装病，这样皇帝就会前来探望，然后他们就有机会刺杀道宗。当1063年初秋皇帝到中京道西南的太子山（今承德附近）去行猎时，谋叛者们抓住了机会。他们率领一支由弓弩手组成的军队去伏击皇帝与他的营帐。道宗起初不相信发生了叛乱，虽然皇太后已经提前得到了一个耶律氏的忠实成员所发出的警告。④然而在最初的遭遇战中，道宗受了伤，自己的马也被击中。一些忠实的仆人救了他，他的母亲皇太后则指挥部分卫队帮助他击退了进攻者。涅鲁古在最初的进攻中被一支流箭射死。同谋者之一、皇帝的一名侍从耶律撒剌竹，率领着一群心怀不满的猎手去支援叛军，但是叛军已经失败了，他们的实际领导者死了，而且他们令人不解地使自己错过了攻占皇帝营帐的最佳时机。虽然在天刚破晓而且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他们宣布重元为皇帝，但他们还是完全被打败了。重元向北逃窜，他对听从儿子的计划并陷入毁灭而深感痛苦，并在荒野中自杀身亡。①在战役中负伤的萧胡睹也逃走并投水而死。
南京留守耶律明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当得知重元失败的消息之后，他率领一支奚人军队进入都城并武装起来，图谋参加叛乱。但他的副手召集汉人军队进行抵抗，当皇帝的紧急旨意到达时，他逮捕并处死了耶律明。叛乱时被派往宋朝宫廷的一批使节也牵涉进了这次阴谋，当他们一回到辽朝领土，就被逮捕并被解往都城处死。
比较清楚的是，这不仅仅是由皇室敌对成员或只是由于皇室不和所再次引发的另一个夺取权力的投机尝试。更确切地说，这是由一些重要的和有权势的人物策划的范围广范的阴谋所促成的。想要肯定地说出他们的确切目的是不可能的，但估计最可能的是他们叛乱是为了阻止对契丹游牧部落贵族利益的进一步侵犯。不管叛乱的原因如何，道宗的反应是迅速而强烈的。所有的阴谋者同他们的直系亲属被处死，其中包括萧革，他的儿子娶了重元的女儿。在各最高机构的掌权者中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这并不是道宗漫长而大体和平的统治时期所发生的皇族间的最严重的事件。
耶律乙辛及其集团的统治
甚至在重元叛乱之前，辽廷的权力已经逐渐转入了以耶律乙辛（死于1083年，契丹名胡睹衮）①为首的一群官员手中。作为皇族五院部的一名成员，乙辛从一个贫穷的青年成长为兴宗手下的一名宫廷侍者，而且，在那个时代的晚期成为一名护卫太保。道宗时，他得到进一步的恩宠，于1059年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不久，于同年改知北院。
乙辛权力的迅速上升与萧姓后族幼支家长氏族（少父帐）的衰落相一致，后者自从萧排押于1005年成为北府宰相以来，一直发挥着巨大的影响。这一官职后来几乎被幼支家长氏族的成员所把持，而且在兴宗统治时期，他们的权力得到了钦哀皇太后的有力支持。1058年她的去世标志着他们统治的真正结束，虽然这一支的个别成员继续占据着高位。
在重元叛乱不久前，乙辛已巩固了与另一位强人的个人联盟，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1013—1072年，契丹名查剌），②他在1042年与宋谈判期间曾达到顶峰。仁先长期以来是重元及其集团的主要对手，重元在1060年试图策划通过任命他为麻烦的西北边界地区的西北路招讨使而把他从都城调出去，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宫廷自由行动。乙辛通过向道宗恳求而成功地挫败了这一计划，后来仁先和乙辛在平定叛乱时发挥了关键作用。③平定叛乱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共同控制了北枢密院；1065年，仁先被封为于越。
在以后的15年里，乙辛支配着宫廷和皇帝。他的公认对他有敌意的传记显示，虽然他在逐渐发挥着无可匹敌的影响，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投机者，他挑选不中用的和**的人任职，接受贿赂，而且允许军队恣意妄为。惟有皇后的家族拒绝接受他的控制。甚至起初试图限制他的一些更加专横行为的耶律仁先，也发现自身处于危险之中而自愿接受了南京留守的职位。在那里，仁先显示出自己是一个模范统治者。①
要勾勒出乙辛统治时期的公正画面是非常困难的。那一时期的史料对他及其拥护者们怀有刻毒的敌意。在《辽史》中，他和他的集团被列入特殊的“奸臣”下的一组冷酷无情的反面传记中。②但这些部分主要是以按照道宗的孙子与继承者天祚帝的旨意所编写的《实录》为基础的，③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他有很充分的理由憎恨乙辛并咒骂他的人格。显然，乙辛的统治是唤起强烈情绪的一段插曲，在进入12世纪时仍然令人记忆犹新。
似乎清楚的是，乙辛掌权并不意味着自圣宗时代起延续下来的中央集权、赞成汉化的趋势发生任何明显变化或者中断，也不意味着鼓吹中央集权、赞成汉化者与引起重元之乱的“本土保护主义者”、赞成契丹利益者之间的紧张状态的结束。然而，在道宗统治时期，这些冲突势力并没有导致形成不同种族构成的宗派集团。乙辛的某些支持者是汉人，他的对手也是如此。要想发现引起宫廷分裂的个人间仇恨与联合的真正利害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皇帝本人与这些政治斗争保持着一段距离，而且还很愚蠢、多疑和易受别人影响，他总是随时留心所谓不忠诚的造谣中伤。他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权力，而只是追求自身利益。道宗是一个天生的学者式人物：在1064年他下令搜集帝国书库所缺的书籍，①而且他继续热心于考试制度，考试在这些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宗还显示了对历史的兴趣。在1074年，政府颁行了《史记》和《汉书》，②大约就在这时建立了为辽朝编纂国史的机构，这一机构在1085年完成了前七位皇帝的实录。③皇帝征召杰出的学者前来讲解各种经典，他自己也写诗和散文。他还继续尊奉佛教，④有时候，他不顾地方官员们的反对，广施恩惠给各种僧侣，皇后也是如此。⑤
然而，契丹本土主义者对汉化的抵制在重元叛乱失败后并没有衰退，契丹贵族阶层也并没有被削弱。例如，在1069年，政府被迫下令禁止皇室成员倚仗权势，欺压百姓。⑥道宗也被迫采取措施抚慰契丹势力。例如，在1067年，虽然道宗当时正全神贯注于佛教研究，但他还是举行了传统的“再生”礼，以再现其作为契丹民族领袖的正统性。⑦
对汉人，开始实施一些引人注目的措施来加以限制。1070年，他们被禁止从事狩猎，因为这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方式。①1064年，禁止私人出版书籍，②这一措施只能对汉人精英聚集的地区产生影响。在1063年、③1064年④和1070年，⑤禁止贩卖金属，特别是禁止向西夏贩卖铜；禁止向曾经惹麻烦的阻卜部落以及回鹘人贩卖铁。⑥1064年颁布禁令，作为针对富人的节俭立法的一部分，禁止在南京道生产御用彩缎。⑦
最后在1070年，道宗“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乙辛和耶律苏再一次更定法律。⑧这次修改废弃了制定一部为公众所普遍接受的受汉人模式强烈影响的法典的早期尝试。新法律试图划定和保存契丹与汉人风俗的传统区别。最终成书的法典几乎是1036年《新定条制》的两倍，而在1075年到1085年间又加入了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直到法典扩大到一千多条。这些新法律，正如其所规定的，试图把汉人和契丹习惯法汇集在单独的一部法典中，它们是如此地庞杂而且远离具体执行的步调，以致被证实是行不通的。新法律最终在1089年被废弃，而1036年的法典得以恢复，由此保留了法律的基本框架直到王朝灭亡。⑨
另一个变革时代到来的征兆是在1074年，当时博学的官员耶律庶箴（死于1082年）建议在契丹诸部推广汉式姓氏，这意味着采取外族通婚的汉式原则。但是皇帝立刻回绝了这一建议，他宣称“旧制不可遽厘”。①
很显然，契丹与汉人之间，或许是中央集权与赞成部落利益之间的区别与紧张状态继续影响着政治，而且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汉化措施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
自然灾害
在道宗统治时期经常影响政府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自然灾害和饥馑的经常性威胁。从1065年直到道宗统治时代末期，很少有一年辽帝国的某一地区不遭受某种自然灾害。②最初这些灾害主要影响南部农业地区；后来，在11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游牧地区似乎也受害很大。这些灾害通常被记录下来，既因为需要对当地人口进行救济，又因为它们曾迫使政府准许免除税收。政府必须经常丧失国库收入，而且要面临提供救济的巨大开支。此外，还有普遍的苦难和有关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和流民的奏报。但是政府能做的事很少。甚至当机会出现时，像在1074年东京道发生的灾难性洪灾之后，政府曾下令修建洪水控制工程，却被借口“大兴役事，非利国便农之道”而遭到反对。③
对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给予任何准确的估计都是不可能的。我们甚至没有可靠的根据来估算这一时期辽朝的人口，而这在11世纪的中国宋王朝则是可能的，那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而且生存危机正在形成。当然，宋朝在中国北部的地区也遭受了一系列类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在11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影响整个地区的破坏性蝗灾。然而，有一次灾害非常残酷地袭击了游牧人口。在1082年到1083年的严冬，一次罕见的大雪冻死了大量的牲畜与马匹（史书记载其数量占60％或70％，也许是夸大），而这是游牧地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处死皇后和谋害皇太子
1072年，惟一能在各个方面与乙辛相匹敌的耶律仁先死了。1075年，皇太子濬（1058—1077年，契丹名耶鲁斡，死后称为顺宗，虽然他从未登基）开始参与宫廷事务而且被授权掌管北面官的一些政务。他既是一名骑射绝人的典型的契丹勇士，又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年轻人。②耶律乙辛觉察到濬对皇帝的支配和影响已对自己形成一个潜在威胁。作为首要步骤，他决定首先除掉这位皇子的母亲宣懿皇后。③
1075年，皇后，一位非常有教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诗人与音乐家，遭到一名宫廷奴婢和一名教坊小官的诬告，说她与侍从左右的伶官赵惟一通奸。耶律乙辛将这一诽谤上告皇帝，虽然赵惟一甚至在严刑之下也坚决否认这一指控，但乙辛与他的盟友、博学的汉人学者张孝杰显然捏造了一些据说是皇后写给赵惟一的情诗作为证据。赵与他的全族被处死。皇后被赐死，她的尸体用席子裹着送回娘家，当众以示羞辱。④
除掉皇后以后，乙辛以他的一个亲信萧霞抹的妹妹取代了皇后。这个女人通常以她后来的称号惠妃被提及，①她被推荐给道宗且被带进皇宫。1076年，乙辛的另一个敌人皇太后也去世了。她死后的几天内，新配偶惠妃被正式册封为皇后。②乙辛期望惠妃能在宫廷中直接为其施加影响，且保证他家族的前途，因为她的妹妹嫁给了他的一个儿子。③
由于宣懿皇后与皇太后都已去世，乙辛又被迫去对付皇太子。皇太子由于其母被杀，发誓要对他进行报复，而且他已获得宫廷中许多人及百姓的同情，他们都明白皇后是被不公正地处死的。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