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宗死于1031年六月。他几乎在位半个世纪，因此已60岁。在病榻上，他唤来他的亲信大臣萧孝穆和萧孝先以监督其继承人的即位。他的指定继承人是他活下来的最年长的儿子宗真（1016—1055年，契丹名字为夷不堇，庙号兴宗），随即继承了皇位。
兴宗还是一个15岁的孩子，很明显摄政是必需的，但这产生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兴宗不是由圣宗的合法皇后齐天后所生。虽然齐天后为圣宗生了两个儿子，但都夭折了。然而，在1016年，韩德让的侄女萧孝穆的姐姐耨斤，作为圣宗的妃子（封为元妃，死后谥为钦哀后），为其生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兴宗，齐天皇后收养并抚育了他。①
虽然圣宗临死前的遗嘱曾命令新皇帝保全齐天后的生命，但新皇帝一即位，耨斤就开始密谋除掉她，这样，她本人就能成为摄政者。因此，她使齐天后和她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皇国舅萧匹敌②和她自己的女婿北府宰相萧浞卜③错误地被牵连于图谋的叛乱中。萧匹敌和萧浞卜被逮捕，送到了上京，和他们的许多亲戚与追随者被处死。对他们的支持者的清洗持续了好几个月。齐天后被流放，之后不久，耨斤派人去谋杀她，而她则自杀了。④
这样，耨斤就自封为皇太后而且正式担任摄政。她的生日被宣布为应圣节，⑤显然，她决心成为辽的真正统治者。在1032年的元旦，她上朝，受到了皇帝和宫廷官员们的朝拜，并接见了宋朝使节。⑥
她还对她自己家族的成员们滥赐爵位和官职，尤其是对她的弟弟及其支持者们。然而，为了达到她的支配目的，耨斤需要更换年轻的皇帝，后者已被她的行为所激怒。⑦虽然皇帝是她的亲生儿子，但他是在齐天后的家里长大的，自然深爱着他的养母。1034年，皇太后与她的弟弟们计划废黜兴宗，而以他的弟弟重元代替他，①后者是她亲自养育的，所以她认为重元会更屈从于她的命令。但是，重元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并且把正在预谋的事情报告了他的哥哥。皇帝立刻采取了行动，剥夺了皇太后的印绶，把她流放到了在庆州的圣宗陵墓，并且亲自控制了政府。
然而，兴宗并不能完全消除耨斤的势力。她的亲族仍然盘踞着许多权力部门。1037年，皇帝试图和解，因此开始用盛大的仪式来对待她，定期去拜见她以表达他的敬意。虽然她从未原谅他，但兴宗还是恢复了她在复杂的分权模式中的部分权力。②1037年，皇帝任命耨斤的弟弟萧孝穆为北院枢密使。事实上，以后她有多至五个弟弟都占据着这一职位，而且到11世纪70年代为止，大部分北府宰相由她家族的成员担任。1039年，皇太后被允许回到都城，在那里，她像10世纪80年代圣宗的母亲所做的那样行了再生礼，当着契丹贵族的面重建了她的地位。③宋朝宫廷又开始派出几个使节向她表达像皇帝一样的敬意，这一仪式当她被流放时曾被中断。④
与此同时，兴宗与皇太后家族的几个成员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还对他的弟弟重元参与平定政变给予了报答，授予他以特别高贵的“皇太弟”地位。此后，重元于1038年继承了最高职位——“判北南院枢密使事”，从1045年一直到兴宗统治时期结束又担任了北院枢密使和南京留守。最后一项职务似乎是额外的任命，因为这一职位给予了重元控制庞大的汉族人口的权力，尽管他在宫廷中似乎更专注于“本土主义的”契丹人的利益，正如我们以后所要看到的。
这样，兴宗宫廷的政治非常复杂，皇太后和地位更低的重元分别由亲族和伙伴所组成的竞争集团所支持。他统治时期的头十年以及更长的时间，是在建立皇帝与这些包括皇族和后族萧氏在内的各种集团的权力平衡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谋划中度过的。
通常，倾向于赞成汉人统治方式的圣宗所制定的那些政策并没有被明显地违反。随着辽朝所颁布法律的第一次正式编纂，即《新订条制》的颁布，法律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阶段。这受到了汉人模式的深深影响。①这一法典包括547项条款，把自阿保机统治时期起所施行的所有法律编在了一起，于1036年颁布，并被普遍使用。1046年，立法的集权控制进一步加强，地方行政机关受命每年向首都汇报所有的司法案件。②1051年，法典被进一步修改。③
然而，新法典留下了许多汉式成文法与部落习惯法之间没有被解决的反常现象。反对增强法典的汉化和反对给予汉人臣民良好待遇的征兆在圣宗和新皇帝统治时开始出现。1044年，在赞成契丹化的重元的建议下，于五京的各处设立契丹警巡使用以在新的法律制度下保护契丹人的利益。④1046年，禁止契丹人将奴婢卖给汉人臣民；⑤而在1043年，所有居住在帝国南半部的汉人被禁止持有弓箭。⑥
相反，新叛乱的渤海人的待遇则被放宽。在萧孝穆的影响下，1041年在东京道打马球的禁令被解除。①马球被认为是军事训练的一种形式。东京留守特别受命向中央政府推荐他辖区内的“廉干清强”的官吏。②
1044年，当云州（今大同）升为西京时，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通过以五京为中心的道而告完成。西京管辖938年所获领土的西半部和位于现在内蒙古的黄河河套北面的阴山地区。③这一领土正式成为西京道的组成部分，有相当多的汉族人口（见地图7）。
但是，圣宗时期频繁战争的后果成为兴宗时代国内统治的主要问题。很显然，数十年的战争导致了人民的困苦与混乱，而且有迹象表明契丹战争机器开始衰退。
最紧迫的问题是由于劳役和兵役的频繁征发所压在富人和穷人身上的负担，尤其是在遥远的西部和北部边界。在11世纪30年代末的某些时期，皇帝曾就如何对付由于过重的劳役和兵役而引起的日益增长的危机与贫穷、国内的不满和盗贼蔓延等问题，向他的大臣们征求过意见。宫廷最杰出的儒士萧韩家奴上奏一个详细的奏折，建议从遥远的边界地区撤回过分扩展的要塞，放弃对契丹人徒劳无益的领土扩张政策。他主张集中兵力，努力加强南边和东边真正重要的边界。④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皇帝的反应如何。不管当时的结果怎样，直到11世纪末，对设在边远的部族的要塞提供后援所造成劳民伤财的抱怨一直不断。⑤
为了给征集劳役提供基础，1039年“诏括户口”——下令进行户口登记。①1046年下令对军队及其家属进行登记注册，②并在1051年又对军队户籍做了进一步调查统计。③军队似乎也已缺少马匹，而这曾经是契丹人的主要资源。为此，1043年下令禁止在葬礼时以马或牛为殉葬品，④1048年又派出主管官员对马匹进行登记注册。⑤
对军队训练，特别是对汉人军队的训练也存有深深的顾虑。1035年，军队受命监督他们的炮手、弩手、弓手和剑手的定期训练。⑥1046年，皇帝视察了汉人军队的训练，而他们使用了炮和弓箭。⑦但是，对汉军炮手和弩手拙劣技术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下一朝。⑧这些技术与契丹传统的骑兵机动作战无关，但这对他们与定居的邻国宋朝和高丽作战则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关注表明，当辽朝军队从未能成功地占领一处任何规模的设防地区后，契丹将领们已认识到圣宗时代作战的教训。
兴宗时的对外关系
兴宗留给其继承人的遗命之一是完整地维持与宋的和平条约，⑨这是保证王朝稳固的最重要因素。这样，两个宫廷间继续持续不断地定期互派使节。与高丽也谨慎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对外关系的中心问题已转移到西南部，那里西夏国的力量已迅速增长。西夏已深深陷入与契丹和宋的关系中，它威胁要用战争吞并整个北部边界。
在11世纪初期，西夏已开始同时向契丹和宋进贡，并竭力在二者之间挑拨离间，以捍卫自身的独立并赢得机会扩张自身的领土和影响。他们的野心针对西部，在那里，他们一直向回鹘人扩张（见第二章）。这一向西扩张使他们陷入与契丹的冲突中，他们的竞争是为了控制向西的贸易路线，而不是为了领土。
那时，在现在的甘肃西部有三个独立的地区。凉州控制在吐蕃军阀手中。在甘州是一个回鹘人的国家，控制着甘肃走廊的中部。再往西，以敦煌为中心，是沙州政权，由汉人军阀曹氏家族所统治。后者似乎在11世纪初期还在回鹘人的控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