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族人对汉族人的这种长期统治造成了什么结果？毫无疑问，征服地本身有无数生灵殒灭，大量财产被毁，社会各个层面都发生分裂与位移。辽造成的破坏最小，他们通过谈判得到了中原的土地；由他们造成的分裂和破坏，对前渤海人的影响则要广泛得多。西夏的破坏也最小，他们似乎是原封不动地从几个现有政权手中接管了今甘肃的大部分土地。金对辽帝国的征服未遇到全力抵抗，没有造成征服地区的普遍破坏，但原为宋领土的他们的中国北方征服地区却经受了多年的残酷战争，物质损失巨大，社会分裂严重。蒙古人的夏、金征服地区，只是在初期的战役中遭受了局部的破坏。蒙古军队在西夏荡平的几乎只是位于今宁夏的西夏中心区，而在中国北方的征服地区，他们对定居人口进行了惩罚性的蹂躏和残害，与他们在伊朗、俄罗斯和印度北部的所作所为毫无二致，摧毁城市，屠戮民众，甚至企图把中国北方变为他们的放牧场。

    因此，在1/4世纪里，中国北方经历了该地区特有的战争和行政上的混乱。在金代晚期的1207年，这个帝国所拥有的人口为约5300万人，通常情况下全中国的人口则一直保持在1.1—1.2亿之间。到这个世纪末的1290年，中国全部注册人口已经降至不足6000万人，并直到14世纪末的明代初期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东北部地区的人口下降尤为严重。1207—1290年的80年内，河北和山东的人口灾难性地降至此前人口水平的1/3略强。

    很多因素造成了对这些数字说明上的困难。但是很清楚，13世纪经历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其各种原因差不多都是由蒙古军队在中国北方的破坏性作用所造成的，尽管可能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了作用。相比之下，对中国南方的入侵和征服，是由蒙古人的一个已经牢固地扎根在中国并已习惯于中国的方式的元政权进行的。忽必烈有种种理由努力使中国南方尽可能完好无损，并使其生产基础不遭至毁灭，但这一地区在整个13世纪也是人口下降严重，虽然还没有达到从前金朝统治区域那种灾难性的水平。

    1234年以前，蒙古人对他们的中国北方征服地区强制实施了种种不同的政策，并且在70年代把它们强加于中国南方，从而增强了在宋代就已经形成的人口发展趋势。尽管11—12世纪间中国人口在稳定增长，但其分布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唐代的742年，中国人的60％生活在淮河以北。但是到了12世纪，情形颠倒了过来，多数人在南方生活。虽然整个中国的人口已增加了一倍，但西北地区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下降，东北地区也没有增长，尽管相当多的人口开始集中到现在的北京附近，北京是辽和金的大都市。元代的征服——其北方遭受了蹂躏而南方却相对未经触动——加速了这一趋势，除了其首都大都（北京）附近外，对西北地区的衰败和东北地区的相对死气沉沉状态听之任之。河北的部分地区直到16世纪一直未能恢复到唐代中期的人口水平，它们也从未能恢复其相对的重要性。

    就征服地区本身来说，这些政府并不是只把破坏力释放在汉人身上。所有外族王朝起初都是一些军事政权，它们都同其邻人进行着经常不断的战争，这些邻人既有中国、高丽这些定居王国，也有北方草原上的部落。为了作战它们需要征集大批军队，其成员既有部落民，这些人始终生活在一个随时准备从事战争的国家里，是骑兵的来源；也有它们的汉族属民，他们被用作步兵从事对定居国家的作战，在这里战争是相对静止性的，有必要攻陷筑围的城市。它们的一些战役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辽对高丽的入侵，西夏同宋和金的经常性战争以及忽必烈时期对日本的流产的入侵，仅仅是随手举出的几个事例，这几次战役都损失了好几万人。经常性战争的巨大代价还包括这一时期所有国家在物质资源上的极度消耗：宋代中国从生产力的巨大增长中所获得的收益被大量耗费在了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上。征服王朝动辄对统治下的定居人口不断随心所欲地征用人力和军需物资。它们的中央管制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家庭综合体系，这些家庭可称之为国家的特殊产品生产者或特殊服务提供者，包括军事服务。

    同这些王朝的组织结构相联系的还有在数量上飞快增长的奴隶和半奴隶性的依附民，二者既有国家所有也有私人控制的，一个普遍的趋势是向着个人的社会从属关系的方向发展。在女真人的金代，占有奴隶的情况尤其普遍。每一个征服王朝看来都允许皇室成员拥有大量的私人部属并对他们自己的非中央控制的领地进行管辖。

    把生活在宋王朝统治下的普通汉人家庭的状况与同时生活在各征服王朝统治下的家庭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的：税收水平差别很小，在日常管理上也没有哪个更具压迫性。很多乡下人可能极难得亲眼见到一个外族统治者。但是在城市里，情况就不同了。军队和行政机关就驻扎在那里，每一个征服王朝还都带来了一群非汉族商人以及为政府服务的商业代理人，在契丹人和女真人统治时期是回鹘人，在元代则是来自西方和中亚各地的人（色目人）。

    对于受过教育的汉人精英分子来说，因其所受的教育中浸染了做官为国的思想，因此在适应新秩序上更为困难。契丹人和党项人所控制的汉人地区，向来支撑不起一个较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团。这些地区始终是文化落后的地区，就是在公元900年这些地区已被军事统治了几个世纪时，当地的文人学士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是随着这两个国家的渐趋成熟，就越来越需要有文人在政府中服务，其中有很多是汉人。辽最终有了它自己的考试体系，自己的翰林院（它完全有资格有个契丹名称）、自己的国史官以及为皇帝及其法定继承人解释经典的儒家学者。南面的职官几乎全被汉族官员所充任。受过教育的人秘密地抄写、刊印和学习宋朝作者的作品。佛教在皇家保护人的荫庇下极为繁荣，很多僧人很可能是汉人。中国的艺术也得到延续。至少有一位早期的契丹王子是个造诣颇深的画家，他的作品被收入宋徽宗的藏品集中，有一幅度藏至今。在辽墓中发现的壁画，是流行于初唐的富有活力的中国彩画像传统的生动而感人的派生物。辽代的建筑师以中国（或渤海）为样板来设计城市，并修建了伟大的寺庙建筑群，其中的一些石塔仍保存完好。

    显而易见，中国的文化生活——地方性的、较为老式的、但可能依然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在持续着，契丹贵族一直把中国文化紧密地同他们自己连接在一起。有许多汉人在这个政府中服务，其中少数人当上了最高级别的官员。但是，种族的同一性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某些取得成功的汉人家庭变得越来越像他们的统治者，他们与契丹的贵族家族通婚，他们在朝任职的时间一长，就不可避免地要采用契丹人的生活方式。一般的汉人官员可能保留了更多的自己的文化传统，但他们是被排除在真正的权力地位之外的。重大的决策，尤其是军事决策，仍然是契丹朝臣独占的领域。

    辽朝政府企图对其汉族臣民和部落民实行不同的管理章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汉族人口管理不当。曾在1090年作为使节出访过辽朝的苏辙，就颇为惊奇地发现针对汉人的法律并非不堪重负，尽管他对**现象的蔓延程度感到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