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不满的看来并不是汉人。他们是一个从未举行过一次反抗契丹人的起义的多数人种族集团，即便是在最后，当辽南部的汉人区开始受到宋人和女真人的同时威胁时，这部分人仍然对宋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后甚至连象征性的抵抗都没作就把南京（译者注：即燕京）放弃给了女真人。

    要对党项人统治下的情形作出描述更为困难，因为我们的资料不够充分，对于西夏国的种族集团还不能像对契丹人那样作出恰当的地理上的划分。但在这里，中国的文化生活看来也在生机勃勃地继续着，这里有大批的西夏文和汉文的出版物及印刷品，在统治集团和汉族人口之间也没有尖锐的种族冲突。

    至于女真人的征服地，情形则有了改变。不论在辽还是西夏，占支配地位的非汉人集团并未在数量上被其汉族臣民远远超过。当女真人征服了辽以后，他们接管了易于对付的边疆地区的北方汉人；而当他们进一步征服宋的江北地区时，却发现自己还要去控制4000万以上的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汉族人口，这几乎相当于8世纪时唐代中国的全部人口。到1207年，他们的人口统计数字为5300万人。女真人无疑被其汉人臣民以大于10比1的比例所超过，他们对这一形势的反应是有趣而复杂的。

    自然，女真人要花些气力来维护他们种族的同一性。与汉人的通婚是受到禁止的，起先汉人还被命令采用女真人的习俗和发式，但至迟在1152年以后，当北京成为中都和政府所在地时，女真贵族集团——与契丹统治集团不同——就不再在他们的部落家乡生活，不再满足于动荡不定的半游牧生活方式。作为整体的女真人仍然留在东北，但皇室及其数以百计的占统治地位的女真氏族的绝大部分，都生活在了由汉人所包围的从前辽或宋的领土内。就像蒙古人后来那样，女真人把被征服的汉人居民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北人”（从前辽的臣民）和“南人”（在前宋范围内生活的人）。金世宗比较喜欢任用前宋的官员。女真人强制推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将其军队大量分遣到他们遍布在中原领土上的大片屯田里去屯驻。这些屯田，加上其他的官田，吸纳了相当数量的中国北方农业人口，它们都是由汉人依附民来从事耕作的。

    但是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总体几乎没有被搅乱：商人、工匠、地主和农民仍然干着他们的本行。文人学士被吸收进政府部门，当女真人沿着唐代的轨道建立了中原式的中央政府后，汉人继续在大多数政府机构中供职。高雅文化受到保护。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有对经典的诠释，有散文和诗歌，大部分诗歌体现了唐代或11世纪宋代的保守的标准，而不受同时代南宋的创新风格的影响，金代学者对后者尚一无所知。

    在儒家学说——独立于已在南方逐渐占据其他思想方式上风的理学学说——一如既往地发展的同时，佛教特别是道教在女真人统治下兴盛起来。一种以一批新的半民众型听众为对象的新文学体裁也出现了：带有情节的演唱和纯朴自然的戏剧表演。印刷品继续展示出精良的水准。由那些修养良好的女真人和契丹人与汉人一道享有的金文化，也许还达不到南宋文化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它具有一种极富生长力的、独立不羁的传统，同样是坚定地以中国的历史为根基的。

    蒙古人涌入中国的舞台，其猛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女真人。他们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是对党项人的西夏国发动的，它与左右着整个东欧和伊朗大众想象力的关于蒙古人的恐怖形象最为接近。党项人的国家及其高度文明几乎被荡涤一空。下一次进攻转向了女真人的金朝，它遭到毁灭，它的领土在近1/4个世纪里陷入混乱状态。

    在忽必烈上台之前，中国对于蒙古人来说一直是不急之务，它不过是他们的庞大帝国的一部分，是一个战利品、掠夺物、有特殊技能的俘虏和无可比拟的工匠的丰富源泉。正是在肆无忌惮地劫掠中国资源的这个时期，生活在这么一个外族政权统治下的中国的汉人第一次遭受了各级社会的普遍分裂与破坏。同样是第一次，汉人的精英分子除少数人外都被排除在了政府部门之外。

    对中国南方的征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忽必烈决心建立起结合有许多中华帝国特色的国家组织结构。但是蒙古人仍然避免依靠汉人官员，依靠汉人官员曾是契丹和女真帝国的特征，而蒙古人的精英集团中则包括了其他一些少数种族的成员，他们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贵族，充当管理人、包税人和中间人的角色。一些汉人文人学士拒绝为其新主人效力，他们有意地避开尘世而去过隐居生活。然而久而久之，有些汉人也担任了公职，他们多数人是吏员，少数人是官员；作为精英的文人学士依然存在着，尽管他们在生活中不再以做官为首要目标。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选择了新的职业，如教师、医生、商人等。其结果，精英们的“儒家”生活理想、道德价值、社会准则比从前更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它们所波及的一个社会层面是蒙古统治集团的精英及其色目盟友，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颇具才能的汉文作家和中国文化完全的参与者。在有限的范围内，少数非汉族精英分子被吸收到了中国的知识界中。

    14世纪中叶，元朝走上了它的末路，这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一批入侵者的入侵，而是由于它内部的崩溃。现在仍远不清楚最终推翻这个王朝的众多地方起义的原动力是什么：自然灾害、时疫和气候恶化都加剧了暴政、剥削和行政管理失当的结果。可以弄清的是，到14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在各个阶层的汉人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满，他们采取了传统的大规模盗匪活动的方式，教派活动也已出现，军队中发生兵变。从历史上说，这些现象正是与中国历代王朝倒台并生的现象，但此时因政府为外族人政府、其掌管者多为外族人这一事实而使它们具有了新的锋刃。

    以明朝的建立为终结的持续了20年的国内战争，其破坏性肯定至少可以同女真人征服中国北方时相比，并且超过了蒙古人征服中国南方时的情形。只有蒙古人征服北方的第一阶段才比它更加凶狠残暴和肆行无忌。但是即使在这些国内冲突爆发之前，元代中国就已在承受着与此前那些政权的征服地相比沉重得多的压力。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但是，它们无疑都在提示着人们：本卷所涉及的这个难解的和多样性的时期，值得作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分割的阶段来仔细研究，这一时期当然不是以最后一批蒙古军队撤过边界即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