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9—32页和附录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59—103页。 ②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