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的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①1901年后，西方列强已经加强了自我约束以保持现状，并追求它们自己既得的经济利益——俄国和德国除外。甚至随着1917年的革命放弃了原来在中国本部的不平等条约权利后，俄国也继续渗入蒙古和北满；而德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从东亚舞台上消失，直到20世纪30年代东山再起。相反，日本不仅追求扩大她的经济利益，而且在外交和军事行动中运用她的政治力量。在吞并朝鲜之后，满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动中心。

    满族部落的家乡（现称中国东北），在中国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区中最为引人注目。旧中国沈阳以下地区称为辽东，自汉代以来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北满仍处于部落状态，在满族征服中国后，清朝把它作为民族禁区保留，并作为军事边疆治理。19世纪中叶，中国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认识到甚至必须对此加以鼓励，否则俄国将从黑龙江向南扩张以填补真空。而吉林和黑龙江对移民的进一步开放导致了经济的开发，特别是鸦片和人参，伴随着走私和抢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税收问题，比未充分扩展的清朝军事管理所能应付的更快。在满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样，易受中国商人剥削，也产生了忠诚问题。

    到19世纪90年代，清朝为了自卫，已经开始计划修建从长城向北的铁路，以抵御俄国筹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威胁，但中国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1895年日本对中国的胜利，直接导致了1896年的中俄联盟和俄国修建穿越满洲的中东铁路。俄国在1900年义和团期间对满洲的军事占领在灾难之上更加上了灾难。日本诱使其他列强要求俄国撤出满洲，而沙皇政府却竭尽全力压迫北京政府签订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协定。昔日满族的家园，当今成为大国特别是俄日之间竞争的焦点。①与其他主要从海上到达中国的列强不同，这两个国家正从陆上蚕食。在下一个五年内，日本已经在辽东半岛取代了俄国，并沿铁路干线向北推进。

    这是1904年2月8日爆发的日俄战争的结果。俄国遭受多次失败，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资力已丧失殆尽，难以再战。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沈阳大会战中，日军24万人和992门大炮与数量上占优势的俄军37万人和1219门大炮对抗。毫不奇怪，俄军发射了54万发炮弹，超过了日军的35万发。当3月9日日军开始对建有城墙的沈阳发动总攻并于次日占

    领该城时，俄军主力只是由铁路撤至沈阳以北铁岭的新阵地。日本已经用极大的代价包围了俄军，但因缺乏弹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俄军有秩序地撤退。日本人的后援储备已经动员起来，他们发现事实上已不可能运送另外的军队和弹药到前线。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况似乎有利于俄国人，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已经驶过好望角，穿过印度洋，并在法属印度支那金兰湾停泊作最后补给。5月27日，这支舰队在对马海峡被日本的联合舰队歼灭。这使俄国难于继续作战。同时，1905年1月22日“流血星期日”开始的俄国革命，给沙皇体制带来了进一步的困难。6月，战舰“波将金”号上的水手在奥德萨起义。虽然人员和物资继续沿西伯利亚大铁路运往前线，但是军队士气低落。伴随着国内的骚动，这使俄国政府丧失了战斗的决心。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作调解人安排和平会议，这次会议于8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在此以前，罗斯福寻求有关日本意向的保证，并同意东京坚持满洲门户开放以及有意将满洲交还中国的答复。在谈判进行时，俄国代表谢尔盖·维特伯爵拒绝承认战败，隐瞒了俄国国内形势，并宣称俄国准备继续战斗。在俄国这种强硬路线的压力下，日本政府认识到它已无力继续作战，放弃了财政赔偿的要求；了解到对库页全岛的要求是不会成功的，而决心获得南半部。俄国在辽东半岛的权益，还有在长春附近一个地点与旅顺之间的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战争形势的外相小村寿太郎，与维特伯爵进行了一波三折的谈判，他受到许多人的指责，因为这似乎是一场外交上的失败。不了解真正形势的日本公众被条约的条款所激怒。报纸谴责政府，而以东京的心脏地区日比谷公园为中心的**骚乱，花了三天时间才镇压下去。①然而政府领导人明白，朴次茅斯条约提供了他们所能得到的最佳结果，他们试图获得中国和列强对条约的认可，以促进东亚的稳定，并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可能性。

    他们首先接近中国。小村经过与维特伯爵的令人精疲力尽的谈判后于9月回国，11月前往北京。他与庆亲王（奕劻）和袁世凯进行谈判，得到了北京对俄国让与日本的各项权益的承认。日本也就一个秘密草案与中国谈判，以增加日本的经济收获，并包括中国对不修建任何有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利益的铁路的承诺。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条约》签字。②③但在两年内，为美、英参加满洲交通建设而进行的多次讨论发现中国反对这种安排。

    日本同时寻求加强与英国的联盟。因为最初在1902年签约时，英、日同盟仅适用于中国和朝鲜，但当日俄战争期间英俄间的对抗遍及整个欧亚大陆时，英国想加强这个联盟，同时日本也需要一个更强的同盟来帮助它制止俄国的复仇战争。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年8月12日进行了修改，其范围扩大到印度。1907年英俄关系突然好转后，为了对德国势力的迅速增长作出反应，英日同盟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订稿中，焦点是对德国和俄国，这份修订本执行了10年。与英、日一方签订仲裁条约（如英美之间）的各个国家被排除在外，减轻了英国对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心。①

    法国同时也认为有必要为其在亚洲的地位寻求另外的保证。1907，日本和法国达成协议，开始确认尊重中国主权和机会均等，并继续避免干涉对方的特殊利益和势力范围。以未公布的附加条款为基础，协议指出法国愿意就日本在大陆的新地位达成妥协，也希望东亚政治稳定，使俄国可以再次自由地在发展中的欧洲反德联盟方面，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作为这次新的热诚的一部分，同年法国允许日本在巴黎发行三亿法郎债券。在业已加强的在满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经济优先地位方面，日本现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1907年7月30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②到1909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C.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1911年4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1912年7月8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1882年至1895年间由美国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①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1905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1901年到1907年占据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袁世凯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②他们在满洲仿效20年前李鸿章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动那里的铁路和其他事业。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许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国铁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东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议一个统一的环球的运输系统，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①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