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诗话》记载了一则故事：

    优人有装为（李）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为诸馆职挦撦至此。”闻者大噱。

    “诸馆职”指北宋真宗时代在中央政府当文官的一批诗人如杨亿、钱惟演、刘绮等，“挦撦”是撕夺的意思，“噱”即笑。这则故事讽刺宋代那批诗人抄袭模拟李商隐诗风，后来很多人都引用过它，并作为贬斥这批诗人的佐证。

    当然，这批诗人不甚高明，但也未见得那么低劣，且从宋初诗风慢慢说起。

    唐末五代以来，诗歌写得越来越纤巧平庸，姚合、贾岛那种尖新小巧诗风与白居易平易晓畅诗风逐渐合流，形成了一种格局狭小但清新流畅的风气，诗人生活情趣又集中在闲适淡泊的林泉山水之中，写来无非是老一套。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曾讲过两个故事，一则说当时有个叫许洞的进士，和九个著名的诗僧分题吟诗，他向诗僧们约定，不许出现“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字，于是诗僧都只好不写了，可见他们生活素材有限，写多了意象必定重复，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千篇一律。二则说宋初盛行白居易体，可是很多人却把诗写得滑脱简利，诗像大白话、顺口溜，如一个官竟写出“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这样的句子，所以达官贵人“常慕白乐天体，以其语多得于容易”。这两种风气都不利于诗的发展，因此，诗风新变是必然的趋势。

    可是怎么变，在当时诗人中并没有特别自觉的意识，于是来自朝廷、官方的一些征兆就特别容易成为诗风的导向。当时那些满腹学问的官僚文人往往在应和酬唱时写些深婉含蓄、语词绮丽、对偶精巧的诗，这些诗在形式上有点儿像李商隐的七言诗，像姚铉的《赏花钓鱼侍宴应制》“上苑烟花迥不同，汉皇何必幸回中。花枝冷溅昭阳雨，钓线斜牵太液风。绮萼惹衣朱栏近，锦鳞随手玉波空。小臣侍宴惊凡目，知是蓬莱第几重”，只不过点缀了些典故丽辞，竟赢得宋太宗的激赏，“赐白金百两。时辈荣之，以比夺锦袍赐花故事”（北宋阮阅《诗话总龟》）。其实，这种诗虽然声律、语词、对仗上都很讲究，但并没有李商隐诗那种深沉的内涵与独特的意脉、色彩与气格，只是外貌相仿而已，可是它一经皇帝赏识、大官提倡，又与诗坛上思变厌熟的思潮结合，便形成了一股诗歌潮流。

    真正使这种诗风大盛的是宋真宗时期的杨亿（974－1020）、刘绮（970－1030）、钱惟演（977－1034）等一批馆阁文人，正如当时人所记载：“咸平、景德中，钱惟演、刘筠首变诗格，而杨文公（亿）与之鼎立，号‘江东三虎’……大率效李义山之所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宋诗纪事》卷六引《丹阳集》）当杨亿把这些诗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编为《西昆酬唱集》问世以后，这种被称为“西昆体”的诗风便弥漫开了。

    平心而论，“西昆体”对当时疲软衰颓的诗坛是有“强心”作用的，比起姚（合）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来，它没有那种细碎狭小的弊病，内涵也开阔些、色彩也明丽些，像把荒疏的小园变成了华丽的殿堂；比起白（居易）体来，它没有那种理俗滑易的毛病，语言精致凝炼些，内涵也深沉含蓄些，像把一间简陋的茅棚变成了雕梁画栋、廊庑曲折的楼阁。像杨亿咏史的《明皇》：

    玉牒开观检未封，斗鸡三百远相从。紫云度曲传浮世，白石标年凿半峰。河朔畔臣惊舞马，渭桥遗老识真龙。蓬山钿合愁通信，回首风涛一万重。八句里用了七个有关唐玄宗的典故，并非常精致地把它们镶嵌在格律框架里（像“紫云”对“白石”、“舞马”对“真龙”等），而且这些故事前后相续又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