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人讲究门第，又喜论排行，称呼朋友常加上对方的行第，就好像如今叫“张三”、“李四”、“王五”一样，不过绝没有半点亵渎或蔑视的意味，像杜甫称李白为“李十二白”，严武称杜甫叫“杜二”，储光羲称王维为“王十三维”，其实都是表示亲密。晚唐有三个排行十六的诗人，一是李商隐，一是温庭筠，一是段成式，据《旧唐书·文苑传》及《新唐书·文艺传》说，因为他们都善于写骈俪对偶、繁缛华丽的文章，又都排行十六，所以时人便把他们所擅长的文体风格称为“三十六体”。

    温庭筠（约801－？）和李商隐是朋友，他本名温歧，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据说他的祖上是当过宰相的温彦博，但到他这一代却衰微没落了。他一生坎坷，也许是他生性傲慢尖刻、放浪不羁、不修边幅的缘故，总是得罪人，也一直考不中进士，只好当当小官，做做幕僚，这些都和李商隐很相似，所以他们气味相投，颇有惺惺惜惺惺之意。温庭筠《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便把李商隐比作司马相如，而李商隐《有怀在蒙飞卿》、《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则把温庭筠比作庾信和沈约，可见他们之间感情很深。段成式字柯古，河南人，他也是贵族后裔，他的父亲也当过宰相，不过到他这一代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虽然他比温、李官都当得大，但最终还是被牵累罢官当了平头草民。他与李商隐没有多少来往，但和温庭筠却极要好，这从他《寄温飞卿笺纸》、《嘲飞卿》、《柔卿解籍戏呈飞卿》中就可以看出。

    骈俪文章是当时官场公文往来所限定的格式，为了混一碗饭吃或为了显示自己才华，写这类文章也是不得已。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是在官场中混的人，写写这些文章自然情有可原，他们自己也未必想到这类文章能传世博名，也未必想到三个人会因为这类文章及排行的巧合被连在一起被世人称道，更没有想到会被身后史家一道骂为“俱无特操，恃才诡激”。

    一般来说，人说话、作文与写诗在风格上是有共通性的，这并不是什么难解的事情，因为人毕竟是用同一个头脑在思索与表达的，大脑与嘴、手（笔）之间的联系有一种习惯的样式，这使得诙谐乐天者好说笑话好写调皮文章，理智清明者讲话逻辑性强、文字洗练简洁，而同出于一个人手笔的文与诗自然不可能过于背道而驰，冰炭相左。比如韩愈的文与诗，都是那么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都有那么一些古硬横矫的语词，而且都是不讲对仗、不重骈俪、不求熟媚的古体，而柳宗元的古文则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不像韩愈那么奇崛雄放，他的诗也就写得温丽清深、简古淡泊些。

    不仅一个人的诗与文会互相影响，就连一个时代的文风与诗风也会互相渗透，韩愈、柳宗元的时代古文盛行，一时诗风也渐有趋古之势，韩愈、孟郊、李贺等人都以古体见长。但到了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的时代，古文运动已到强弩之末，古文大家也星殒烟消，尽管有的人仍以古文为正宗，但朝廷官场里却依然盛行骈体文赋，而举子考试也仍旧考骈偶对仗的诗赋。像唐文宗元年秋的考试，就诏令“所试赋，则准常则，诗则依齐梁体格”，出题为《琴瑟合奏赋》、《霓裳羽衣诗》（《云溪友议》卷二），这样的题目加上这样的标准，当然要使文人都学会骈四俪六、对仗音律，否则混一碗官饭就太难了。所以，尽管李商隐“初为文瑰迈奇古”、“不喜偶对”，但入了幕府之后还是得学写“今体章奏”，段成式虽然能写《好道庙记》、《毁》这样的漂亮古文，但在官场应酬公文往来时仍得四六对仗地写得像模像样。

    骈体文赋的特征用柳宗元《乞巧文》的话说就是“琐碎排偶”、“骈四俪六”、“宫沉羽振”，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讲究对仗、字数、声律及用典，这恰恰也是近体格律诗的特征。近体诗与古体诗、骈赋与散文的区别正在于前者改变了古诗文那种散漫自由的形式而愈发讲究形式美感，如句式的整齐，语音的声韵，意义的对仗及字词的凝练，它一方面给诗文添上了一层枷锁，一方面却使诗文变得更为精致工巧、凝练含蓄，加速了艺术语言的独立与成熟。当熟悉、擅长骈偶文赋语言格式的李商隐等人把他们平昔爱用典故、长于刻琢字词、巧于音律安排的作文技巧不自觉地“挪移”到诗里的时候，他们的诗歌便也呈现了一种与“三十六体”相近似的特色：词藻典丽、音律圆转、色彩绚灿，而且结构绵密，往往反覆吟咏、重叠渲染，曲折回环，颇有“赋”那种细密铺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