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阔川长恨已多，斑骓嘶断隔云罗。遥山几叠迷朱旆，芳草经时驻玉珂。高鸟可能追夕照，绿杨空自拂微波。短辕白鼻何由得，目送层楼一雁过。把因送客人而没有赶上、空对远去的雁影的感慨凝聚在八句由景物构成的诗里，四层一一叠进，反复吟叹。尤其是五六两句，以远向夕阳飞去的鸟影暗示心灵随客而去的惜别之情，又以杨枝拂波暗示自己羁留难行的惆怅之思，上下远近互相叠变，使人感到诗人伫立远眺时愁苦的心境。全诗重叠回环，结构很精致，无怪乎后来欧阳修、黄庭坚也称赞他们时有佳句。
“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六一诗话》）的确，由于他们的有意提倡与无意引导，北宋诗坛发生了变化，诗开始写得精炼凝重、格局开阔起来了，一代新诗人像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也从这不那么完美的诗风中成长起来了。可是，“西昆体”的弊病也开始显露，由于他们的诗缺乏深沉的情感内涵，因此语言上的精巧便流于形式。
他们学李商隐用典故，却没有学会李商隐如何化用典故。他们不是用感情来融化典故，而是凭知识记忆来堆砌典故，不是用典故来暗示感受与体验，而是用典故来替代某些词汇，不是用典故来表现朦胧迷离的心境，而是以甲换乙，以丙代丁，显示学识。所以，他们的典故不过是一些单纯的替代词，最多是一个浓缩了的故事，并不能产生感染人的力量，构成五彩的诗境，反而使诗变得晦涩堆砌。像他们三人以泪为题的三首《泪》诗，就只是把古来有关“悲”的故事集合起来，什么陇水的呜咽、三峡的悲猿、阿娇的长门之怨、荆轲的易水之歌、卞和的抱璞之哭等，好像是一大堆谜语。
他们学李商隐用丽辞，但这些瑰丽意象与绮艳色彩与诗的情感表现却没有深刻关联，只是对事物进行夸张性描摹，像他们三人的《夜宴》，便是一长串“芳罍”、“飞舃”、“珠喉”、“流雪”、“齿犀”、“柏麝”、“彩凤”、“斑骓”、“华灯”、“裴玉”、“兰芳”、“银潢”，绚丽是很绚丽，但在这绚丽的外壳下却什么也没有，就像万花筒，看上去眼花缭乱，但一经打开就只是一堆涂了颜色的碎玻璃。他们生活太优越，学问也太渊博，可是作为宫廷文人感情却很贫乏，生活也太单调，所以只是在文采上下功夫，在语词上变花样，杨亿《西昆酬唱集序》里说：“历览遗篇，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正道出他们自己的毛病。仅仅靠在古人佳作中汲取“芳润”，仅仅由于仰慕前人而模拟效仿，当然缺少了自己的深沉体验与真挚感情。于是，他们很快就被诗坛抛开了，以致遭到了严厉得有些苛刻的抨击与嘲讽，本文开首那则“优人”的故事就是其中一例。
李商隐很不幸，他独特的风格竟后继无人，无论是晚唐苦苦学他的唐彦谦，还是宋代的“西昆”诗人，都不免画虎不成反类犬，遭受“狗尾续貂”的讥评，就连他称为“雏凤清于老凤声”的韩偓（冬郎），也没有学到他的皮毛。但李商隐也很幸运，正因为这些诗人模仿的失败，证明了他的独特意义，因为从诗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天才诗人总是不可复制的。至于“西昆体”，公平地说，它是借了李商隐的诗魂在宋初诗坛上卷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浪潮，于诗风变革不无意义，但它的本身却不值得过分恭维。这与李商隐全无关系，因为当一个诗人把他的诗写出来、传开去之后，这些诗及其风格就与他无关了，可后来有不少评论家竟迁怒于始作俑者，就未免有些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出去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