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正如敖器之《诗评》所说，李商隐的诗“要非自然”，因为典故的装饰性效果使诗歌变得金镶玉琢、雕饰晦涩，但诗歌为什么一定要写成大白话或散文诗呢，难道不能有这么一种风格来供人们各取所好吗？尤其是李商隐的用典方式，第一摒弃了简单的替代性而注意到了词汇的内蕴容量与张力，第二突出了典故使用中的词藻色彩，较多地运用了那些具有神奇故事与强烈情感的故事，第三使用了重叠渲染的典故构造一个整体气氛与意境。因此，他诗中的典故常常能幻化出一种奇妙、诡异、朦胧、艳丽的色彩，构筑成一种很浓烈的情感，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他的意义。至于西昆诗人模拟他的用典方式却写不出好诗，是不应当怪罪李商隐的，就像一个天才的建筑师创造了一座华美绝伦的宫殿，后来的庸才依葫芦画瓢似地用金银造了无数同样的宫殿以至于人们厌烦了一样，难道能因为后者去责怪那始作俑者吗？
还应该提及的是，当宋人从批评“西昆”而转向平易诗风的时候，诗歌的另一种弊病又开始滋生，那就是“浅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浅近、平畅的语言写好诗的，一旦浅言而写不出深意，就会把诗写成白话押韵文，所以在宋代就有人建议，为了除去“浅易鄙陋之气”，应该“熟读唐李义山”（《彦周诗话》）。宋代最有成就的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也都深爱李商隐的诗，因为正确地使用典故不仅能使诗歌语言富于装饰意味，而且能使诗歌的内涵更加含蓄委婉，由于典故包容了一个个历史悠远的故事，使人不得不去回忆那些故事，并琢磨它们的暗示意义；故此，以典故作隐喻，至少不会让诗歌变成大白话或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