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獭到河里捕鱼，先不吃，一一摆在身边，人远远看去，像獭在祭鱼。于是，后人便将过分的罗致铺排称为“獭祭”或“獭祭鱼”。李商隐诗文中由于较多地陈列典故，所以宋人杨亿《谈苑》里就说他是“獭祭鱼”。

    本来，在模拟李商隐诗歌风格的杨亿的话中，“獭祭鱼”也许并无贬义，据说杨亿曾“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韵语阳秋》卷二），他的诗友刘筠更是“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中山诗话》），但此后诗坛风气一变为质朴晓畅，这种用典方式就很被人蔑视。宋代黄彻《?溪诗话》卷十说李商隐诗“好积故实”，并挑了两个例子来批评，这算比较客气的；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则说他是“点鬼簿”，是“因事造对，何益于诗”，未免有些刻薄，而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更说“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这就不太公平了。“西昆体”是宋初馆阁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模仿李商隐诗风而成的一个诗体的称呼，画虎不成反类犬，骂犬可以，总不能把虎也骂倒。据说宋初有优人（演员）扮成李商隐，衣衫败敝，逢人便说“我的衣衫被馆阁各位诗人扯成了这个样子”，以此来讽刺模拟抄袭李商隐的人，看来把李商隐与西昆体绑在一块儿骂倒的人，见识竟不如这位扮演李商隐的优人。

    用典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宋代以来，人们不太喜欢华丽浓艳、晦涩生僻的诗，以含蓄清淡、平易晓畅为诗歌极品，当然特别批评用典使事的风气。不过，虽然用典使人感到阅读障碍，但它也能使诗歌意义情致更加曲折幽深，想象空间越发扩展深远，关键是诗人如何用典而已。像《牡丹》一诗中：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八句中用了“卫夫人”、“越鄂君”、“石崇”、“荀令”四个典故，无非是一种简单的譬喻，说明牡丹的娇美华贵，当然意思不大，充其量是一种普通的修辞手法，以有来头的词替代资历浅的词，用华丽的特殊意象来换去无色彩的一般意象，所以“无益于诗”，反而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困难。但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诗，用了许多典故来构筑一种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情绪氛围，营造一种朦胧恍惚、若明若暗的意象境界，却不可以一概抹杀它的意义，像《锦瑟》中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它并不具体指代什么东西，只是合起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