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种关于题目的逃避方法。薛雪《一瓢诗话》就要人不必著题，“有从题前摇曳而来，有从题后迤逦而去，风云变幻，不一其态”，据说这样可以突破题目的“面目”与“体段”而直取“神魂”。黄子云《野鸿诗的》则说要“身置题内而意达于外，虽纵横驰鹜，不离个中；身远题外纵意入于内，虽弥缝补漏，不免捉襟”，就是说写诗要像孙悟空有分身法一样，语言写的似乎是切题的内容，意思却指向题目之外。若反过来处处去为如何贴切题目而写诗，就成了童蒙书塾中的教师所教儿童的作诗法了；《诗人玉屑》卷五曾举出《青衿集》中《天诗》“戴盆徒仰止，测管讵知之”，《席诗》“孔堂曾子避，汉殿戴冯重”，说“可谓著题”，但这种“著题”诗不过是“以授学徒，可以谕蒙”的初级教材罢了，就像苏轼所说：“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了（《书鄢陵王主簿画折枝诗》）。
李商隐的《无题》诗，包括像《锦瑟》、《日高》等以首句头两字或诗句中二字命题而实际无题的诗歌，却完全摆脱了题目的束缚。在李商隐之前并不是没有人写过“无题诗”，但那些“无题”的诗内容却太明白了，让人一目了然，所以有题无题便大同小异，它的语义仍是一一可寻。然而，李商隐的无题诗却写得迷离恍惚，一句与一句之间、一联与一联之间很难找出一个明确的传递承继关系，像《无题》（昨夜星辰），首句写昨夜星辰与风，次句又说画楼西畔桂堂东侧，按理下面应说在此时此地发生何事，但下面两句却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感受；再接下去，却又写到酒宴、射覆之事，末两句则再一转，说叹罢只有去赴公事，如转蓬一样身不由己。这八句分开似乎明白，合起来互相抵消，便瓦解了明确的意义，再加上它没有题目，于是读者只好自行体验揣摩，发挥自身的生活经验与想象力了。像清代赵臣瑗在《山满楼唐诗七律笺注》里说这是“窃窥其（王茂元）闺人而为之”，似乎李商隐在入赘之前就老去偷看自己未来的老婆，而又有些迂腐的评注者则又认为其中有政治寄托和人事影射，好像李商隐由于当不上官老要乞求当权者似的。于是，害得后来评注家纷纷跟着穿凿附会。又如《日高》，首二句写门锁紧闭，三四句写水精帘内睡眠者和芍药，五六句又转写人烧香升空，而十二天门九关之遥，不得而入，七八句却又掉头去写毫不相干的粉蛾扑灯。于是注释李商隐诗的人就瞎猜一通，喜欢“美刺”说的人从中看出了讽谏大义，沉湎于伤感的人从中读出了爱情悲剧，善于考据的人从中挖出了道教的祈禳祝祷，而现代一些人又从中看到了对生存的咏叹与绝望，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至于《锦瑟》一诗千年以来说者纷纷，害得王渔洋也只好说：“一篇锦瑟解人难”，更是朦胧恍惚，语义的指向性全都冰消瓦解，给了读者最大的诠释自由。
诗歌是需要诠释自由的，它不像科学那样追求精密准确而是追求含蓄朦胧，给读者以想象空间正意味着它自身空间的扩张，而给读者心灵自由正是诗歌的任务。当一首诗获得较大较宽的诠释范围的时候，读者的意志便可以得到一种解放。现代艺术正向着这一方向发展，瓦解作者的限制权利而赋予欣赏者理解自由，像现代绘画脱离具像描摹、现代音乐摒弃主题交代、现代诗歌放弃内容叙述等等，都意味着一个固定时空构架、一个完整故事的崩溃与多样化重构可能性的建立。在这一方面，李商隐的无题诸诗似乎在千年之前就隐隐启迪了现代人。有评论家认为李贺、李商隐的诗很有“现代意味”，是否正指这种“语意指向性的消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