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现实使四十四岁的杜牧选择了后者，在大中三年（849）为牛僧孺写的墓志铭中，他一反过去的态度，说李德裕一心想杀牛僧孺，而当李德裕被贬过汝州时，“公（牛僧孺）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樊川文集》卷七），似乎李德裕是个无耻小人而牛僧孺则是坦荡君子。如果说他这样写是顾念旧情、回护死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大中五年（851）写的《祭周相公文》中“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则不顾当年的事实，把自己也说成李德裕执政时的受害者，就有些过分了。
作为一个不通世故、感情执着而又生活在幻想中的诗人，三十四岁的李商隐却选择了前者，就在李德裕失势的大中元年（847），他还替郑亚写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序文，称他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他又替郑亚起草了致李德裕的信，称赞他“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当李德裕贬到崖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了《李卫公》、《旧将军》，前一首叹息李德裕的命运和处境说：“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后一首再次称颂了李德裕的功绩：“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当李德裕去世，他更写了《漫成五章》来追忆李的政治军事方略。
我们不必指责杜牧，作为一个一心要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才的文人，他不能不用这种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机会，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剧。我们也不必过分赞美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他毕竟感情执着得有些迂执，他这样做只获得了“放利偷合”的恶名与“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命运，这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只有把这两种悲剧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中国文人的悲哀，独立不阿是行不通的，苟且附合也不一定行得通，一切都要视当权者的脸色，他们仿佛身处在一个“夹缝”之中，社会的丑恶与内心的道德律使他们左右为难，像一颗生长在这夹缝中的小树，他们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曲曲弯弯地在夹缝中挣扎。由于杜牧和李商隐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多少表现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于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旧唐书·马植传》），用杜牧的话来说，是“逐者纷纷，归轸相接”，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直到大中二年。这是无意的遗忘还是有意的惩罚？虽然后来靠了哀告周墀终于返回长安，但这一命运的玩笑却已经使杜牧磨消了志气，“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蹬恰如蜗”（《朱坡绝句三首》），他再也经不起争斗漩涡的颠簸与捉弄了，两年不到，他便又请求离开京城。当他即将离开长安时他登上乐游原，看看昭陵不由叹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李商隐也未能重新赢得令狐绹等的信任，尽管他屡次写诗文向令狐绹陈情，令狐绹却始终不肯帮忙。尽管他为牛僧孺写了漂亮的奠文，并赢得了牛党的称赞，但牛党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于是他只好依托于卢弘正、柳仲郢，辗转于徐州、梓州等地，一直到死，仍沉沦下僚。在他大中十年（856）最后一次在长安客居时，他也去了乐游原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登乐游原》
显然，这时的杜牧已不再是英气勃发风流倜傥的小杜了，李商隐也已不再是当年向往“上青云”的李生了，险恶的政治风云与平庸的宦海生涯已经磨尽了他们的理想。在这两首情绪灰暗的诗里，可以体会到他们一生的苦衷，感受到他们当时的满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