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三年（808），年轻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考进士，把当时宰相李吉甫的政策狠狠讥刺了一番，弄得李吉甫又恼又怒，便到唐宪宗面前哭诉一番，唐宪宗拗不过面子，只好下令把牛僧孺、李宗闵等新科进士搁在一旁，不授给实际官职，还把录取他们的主考官杨於陵等人发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从此两批士大夫就结下了仇怨，开始勾心斗角。

    十几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另一次科举则使两批士大夫的矛盾公开化。当时杨汝士、钱徽主持贡举，等发榜时，人们发现，和杨、钱一伙人的亲戚，像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郑覃的弟弟、杨汝士本人的兄弟都考中了进士，而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李绅、段文昌等推荐的人却名落孙山。于是，段文昌就向皇帝告了一状，说杨、钱二人取士不公、营私舞弊，而当年早与牛僧孺、李宗闵有怨气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也在一旁帮腔，因此唐穆宗下令重新考试。结果原来考中的那批人都落了第，而主考官钱徽也被罢官。这一来，牛僧孺、李宗闵一派便与李德裕一派更加势同水火，彼此党同伐异，“各分朋党，更相倾轧”，沸沸扬扬地闹了四十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叹气，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在这个史称“牛李党争”的数十年里，两大派官僚在窝里死斗，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几乎没有人能摆脱这种争斗漩涡，而这一争斗漩涡的变幻无常，又使他们的宦海生涯不时出现变化，时而升天，时而坠地，时而荣华，时而衰落，就像一叶飘荡在狂涛中的小舟。

    本来，杜牧与牛僧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扬州就是应当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去当他的节度府推官。牛僧孺对杜牧很够朋友，甚至连杜牧私生活中诸多不检点处都给予庇护。据说，大和九年杜牧离开扬州时，牛僧孺曾劝告他，不要因为风流韵事而伤了身体，当杜牧矢口否认时，牛僧孺便令侍儿取出一个书簏，倒出上百封“平安帖子”。原来，杜牧在扬州经常出入歌楼妓院，而牛僧孺不放心，便派士卒穿便服暗中保护，如无事便写一份“平安帖子”，于是杜牧恍然大悟，自然对牛僧儒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一直保存在杜牧心灵深处。

    那么杜牧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是“牛党才人”呢？也不是，他虽然与牛僧孺交好，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和李德裕相近，他拥护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贬斥佛教等政策。在他于武宗会昌三年（843）所写的《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和会昌四年（844）所写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对李德裕抱有感恩戴德之情，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据说李德裕也很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

    和杜牧一样，李商隐虽然与牛党中的令狐楚关系极深，但他却很难算是牛党中人。这里有一桩公案必须辩明，历来史学家、文学史家都认定李商隐先受知于令狐楚，但后来却受李党的王茂元器重，当了王茂元的掌书记，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被牛党认为是背恩负义，连他少年时的朋友、令狐楚的儿子也指斥他“忘家恩，放利偷合”，于是“共排笮之”。其实这是错的，王茂元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他和李德裕、李宗闵两方都不错，李商隐为王茂元代写的书札中，既有给李德裕的信，称李德裕“顾遇特深”，“早蒙恩异，获奉辉光”，“早尘下顾，曾奉指踪”（《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均见《樊南文集补编》卷二），又有给李宗闵的信，称李宗闵对自己“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可见王茂元和牛、李两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李商隐入幕王氏，娶王氏女，自然也不至于引起牛党的嫉恨。

    然而，李商隐对李德裕似乎更佩服一些，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比起来在政治上更有建树些。他在会昌年间执政时，平定了泽潞藩镇刘稹，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在大和年间任剑南西昌节度使时抗击回纥、吐蕃，帮助武宗灭佛以治理经济，限制科举中门生座师间的请托作弊。所以，作为一个一心希望大唐王朝重新振作的文人，李商隐和杜牧一样，一直是对李德裕的所作所为抱赞赏态度的。

    可见，杜牧、李商隐都不是牛李党争中的人物，虽然他们与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这些“党魁”都有来往，却不曾卷进那种纵横捭阖的政治角斗中，至少在一段时间中比较超脱。

    但是难处在于：中国的文人从来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早就有人轻蔑地把这些文人称为“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不能不靠在某张“皮”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很可悲而又很普遍的现象恰恰就是政治和党派总是连在一起，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又总是以人头划分。“胜者王侯败者寇”，几乎很少有坚定而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