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赶上吃饭，就必须饿到下一顿。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渐冷，我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不能抵抗寒意，每一天坐在寝室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一位名叫赵蓉的女同学，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一天，她忽然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好像是男女不分的学生上衣），悄悄走到我跟前，把它塞到我手中，微笑着说：
“穿上吧！”
我那时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北方野孩子，现在已经忘记对她说“谢”了没有，我只是立刻穿上，感到一股温暖，但我没有胆量再去找她讲第二句话，可是对她终生不忘。和赵蓉感情最好的另一位女同学，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的注目。我到了台湾后，她也到了台湾，和一位军官结婚，住在台北县五股乡。我曾经到她家里看她，问她赵蓉的消息。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周伦也不知道她的下落。等我重回大陆，仍怀念这段往事，可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问起。
我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我们这一批年轻学生每天逛长沙市中心名胜天心阁，天心阁下有一个动物园，游人也越来越少，动物开始挨饿，不断发出凄凉的哀号，已经没有人喂它们了。第二天，同学们忽然发现，有些大厦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我们虽然不认识日本字，但是知道不是汉奸干的，而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作的心战宣传。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长沙显然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天的黄昏，一辆吉普车把我、范功勤、李淼和刘尘四位同学，载到一栋房子里，中央团部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已凌乱不堪。组织处长康泽先生最亲信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我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我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展开工作。有趣的是，三十年后的一九六○年代，汤如炎在台北当立法委员，和另两位廖姓、王姓立法委员，竭力反对节育，竟主张把支持节育的我阉掉。我则在杂文中称他们为“廖王汤”，以与专治妇科的“中将汤”媲美。
到今天都不知道选中我当主任是什么原因，另三位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不过从此我就成了国民党干部。多少年后追思，这么潦草轻率地派遣，事实上并没有把我们当成什么干部，只是临时搭配，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战场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国民政府为了阻挡长驱南下的日军，炸毁黄河堤岸，一个人工的黄河决口，造成空前悲剧。就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花园口，堤防破裂，几十层楼高的水势，奔腾而下，二十公里以外，都会听到吼声。洪水像千万条翻腾滚动的恐龙，沿着低洼地区，直奔东南方两百公里外的淮河。乡民被吼声从梦中惊起，大水已当头灌入，吞没一个村庄像吞没一个蚁穴一样，无数中国人（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被自己政府一个轻率的决策埋葬，开封城本来在黄河之南，竟一下子到了黄河以北（抗战胜利后，黄河再度改道，开封才再回到黄河以南）。我们四个人一行，贸然登程出发。当我们徒步离开长沙，沿着铁路南下时，看到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正沿着铁路北上。到了易家湾，忽然间背后红光冲天，那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可是，等到长沙变成一片焦土之后，日军距长沙至少还有二十公里。我们绕道新化、益阳、沙市、襄樊、南阳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洛阳。就在洛阳，我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四个人分别先行潜回各人的家乡，约定一个月后，再到当时惟一尚在国民党军手中的林县集合。
辗转跋涉，我回到自从被百泉初中开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的辉县，投奔常村五叔郭学慈。这里虽然是日军的占领区，但日军仅只集中驻扎县城，中国庞大得像一个大海，日本军事力量无法彻底控制，只靠一些愿意当走狗的汉奸——皇协军——维持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