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月在警报声中结束，大部分同学被派到部队当政工官员，而我则和少数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考试。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私人小组织，它有一个和国民党同等庞大的系统。中央设中央团部，省设支团部，专员区设区团部，县设分团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人们称它为“青干班”）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陪伴我终生的一段时光。“青干班”一共有四个中队，三四百人，大家都那么年轻，我尤其年轻，才十九岁。而有些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又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地位，看我不过是个顽童。在那种自认受领袖宠爱、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气氛里，豪气万丈，认为乾坤就在我们手里，可以扭转。最使大家感动的，是蒋中正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来作一次训话，使我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样的接近。

    在“战干团”的时候，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夕之间，长官告诉我：

    “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

    我是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我当仪队的那时候起，就单方面这样赤胆忠心，假如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我会用我的血肉之躯，保护领袖，跳起来挡住子弹，或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

    武汉大学建筑在珞珈山半山腰，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的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我和一批同学几乎每天都去游泳，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脱离了狗爬式，学会了自由式、蛙式、仰游，而且学会了跳水。有时大雨倾盆，雷声隆隆，还有耀眼的闪电，整个东湖被笼罩在雨网之中，湖边的游泳池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地跳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没有惧怕。在那段日子里，“青干班”的训练非常松懈，我永远记得那时学会的一首歌，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今天，五十年后，我仍然会唱。每当歌声响起时，我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年轻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有一位女生，名叫钱纯，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她唱得那么好，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那么有条有理。她好像是南方人，那么漂亮，那么大方，我简直把她当成天人，不要说跟她讲一句话，连走近她都不敢。可惜后来，她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被日本飞机炸死。

    就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记不得是哪一天，我们坐在敞篷的车厢里，毫无忧虑地歌唱欢笑。走到汀泗桥（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最激烈的战场），突然之间，大家一起发出恐怖的尖叫，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那么低，两个巨大的日本国旗的太阳标志，在我们头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去。火车立刻停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我们立刻躲进北伐时北洋军阀留下来的战壕，那里乱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而就在这时候，日本的两架战斗机，开始扫射，大家趴在战壕的角落，连呼吸都不敢，惟恐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听见。低空扫射和高空轰炸那种恐怖是不同的，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奇怪的是，将近二十几分钟的密集扫射，竟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当我们想再坐火车的时候，发现火车头已被炸烂，于是我们全体只好一起徒步前往长沙。我一直认为蒸汽式的火车头，像家里烧水用的铁锅一样，里面装的全是滚烫的水；想不到日本炸弹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里边装的全是我所无法了解、像人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钢管，不禁大为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

    到长沙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虽然公家还供给伙食，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克服，这时更为严重的，就是我一直穷得一文不名。如果出去游玩，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