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归来，使五叔和两位堂兄、堂嫂，大为欢喜和惊奇。他们第一天就告诉我，父亲曾经依据传统礼俗，在若干年前，为我定下亲事。她是县城南关的女孩，名叫艾绍荷，比我大三岁。我从来不知道有这门亲事，也从来没有人——包括父亲——告诉过我。最初我有一种被侮辱的心情，提出反对，可是，整个家族（从二叔到九叔）坚决支持父亲的立场。惟一的姐姐也从她寡居的婆家山屯村，带着孤女赶到常村，哭哭啼啼地规劝，认为郭家是一个大家族，不能够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退婚行为——因为被退婚的女人被人嘲笑，一辈子都嫁不出去。我要求先到开封探望父亲，再到林县跟同学们会合，然后再回来结婚。大家仍然反对，姐姐尤其坚决。一般人认为我是一个非常坚强、顽固、永不顺服的人，实际上，有时候，我却不是这样的性格。我这一生有太多的时候，都是放弃坚持己见，接受别人的支配，这一次的婚姻，就是一个例证。我一直惭愧这次对礼教的顺从，假设人生能够重来一遍的话，我绝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有几回，我冲动得想趁半夜逃走，但因为抵不住姐姐的眼泪，没有逃成。于是在十九岁那一年，我结婚了，这是我第一次的婚姻，这次婚姻带给我终身歉疚，绍荷有旧式女子所有的美德，如果我能安于种田生活，我们会白头偕老。

    但是，父亲在开封病危，我仓促赶到开封，看到的却只是一具棺木。父亲，这个乡下出生的知识分子，身跨两个王朝（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不能够抗拒当时官场文化的主流（鸦片和海洛因），终于家破人亡。他去世时五十七岁，因什么病致死，没有人告诉我。父亲以一个农家子弟，闯入复杂的城市世界，时间一久就被腐化，仍不得不被淘汰出局，潦倒以终，把儿女们留给一个吸毒的妻子——那比留到虎口还可怕，虎还不食子。他临危时没有一句话嘱咐儿女，继母说，爸爸在死前只叫了一声“大爷”。“大爷”，是辉县本地人对父亲的称呼。就在棺木旁边，继母用香烟盒里的锡箔纸吸食海洛因。日本人在占领区内，执行毒化政策，所以中国人吸毒是公开而合法的。我暗中盘算，一块钱银元的代价，不过只能化作一缕青烟，那个消耗量，像恶魔的无底深洞，任何人都填不满。在把父亲灵柩运回辉县祖坟安葬前，继母特别为父亲举行一项点主大典，这是我又一次硬碰硬地向儒家的传统礼教屈服。

    五十年后，直到一九九○年代，我才发现：中国人并不信神，而只信鬼。这项发现就是在一九三○年代这次点主大典上播下的种子。因为在中国社会，我从没有看到任何一项祭神大典这样的隆重，也从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比祖先更伟大、更尊严、更有权威的神。

    点主大典是儒家学派如山如海的丧礼中，一个小得微不足道的仪式，但已使我兴起无法遏止的愤怒。“点主”是这样的，丧家用木板制成一个牌位，牌位上用毛笔写一行字，大概是“郭学忠之灵位”之类的文字。在“郭”字上端用毛笔写一个“王”字，而请一位地方上有名声、有势力的绅士当点主官。请点主官并不容易，往往要送一笔可观的聘礼。于是我这个长子，就被搞得头昏脑胀。仅只跪的次数和跪的诡异，就万世不得其解。大概是这样的：

    司仪官喊：“跪！”

    我就跪下。

    司仪官喊：“起！”

    我就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喊：“一叩首！”

    我就向灵柩叩一个头。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站起来。

    司仪官又喊：“跪！”

    我又跪下。

    司仪官叫“二叩首！”

    我就叩头。

    司仪官叫：“三叩首！”

    我就再叩头。

    司仪官叫：“起！”

    我再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

    司仪官又叫：“起！”

    我又起来。

    司仪官又叫：“跪！”

    我再跪下。

    司仪官再叫：“一叩首！”

    我就叩一个头。

    司仪官再叫：“二叩首！”

    我再叩第二个头。

    司仪官再叫：“三叩首！”

    我再叩第三个头。

    这时候，我已浑身是汗，简直站不稳了。三叩首之后，总应该结束了吧！哪知道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