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冽，使我觉得不妙。游不了一分钟，就浑身瘫软了，身子忽然下沉，而脚却接触不到湖底，心里更加惊慌，喝了一口水，叫不出来呼救的声音，被旁边一个同学发现，抓住我的头发拉到岸边。这是我一生中遇到的第一次自找的“天灾”。如果那一次淹死了，天下最欢喜的，恐怕就是继母。

    我在百泉初中横冲直撞，就在二年级末期，校长梁锡山老师，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程度，规定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照常上课，全体学生都要留校，由老师们义务为大家补习。这种循循善诱的情谊，在以后多少年的日子里，一想起来就深为感动，可是那个时候年龄还小，不能领会善良老师的苦心，而且，我的基本性格也在成长中逐渐显现出来：星期天本来是应该玩的，为什么不准玩？而且我争的也不一定是玩，而是对这种无理的压力有强烈的反弹意识。

    这时候一个叫冯立勋的同学，比我大**岁之多，已经结了婚，遇到星期六，当然强烈地渴望回家和他的小妻子相聚，可是他一个人又不敢逃走，就诱惑我和他一起行动。这正符合我的愿望，于是两个人步行三公里，兴兴头头，半跳半走地回到县城。冯立勋一头栽到他那个温柔乡里，不肯出来，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丢在大门外。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家里搞什么，或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使他这么着迷（我的年龄还不知道什么是闺房之乐）。我等了又等后，只好跑回自己冷清的家。第二天就是星期天，一觉醒来，走投无路，又没有其他地方好去，只好再走三公里回到学校。就这样，事情爆发了。

    走进学校大门时，全体同学正在上课，大院子非常寂静，满地都是炙热的阳光。全校师生的眼光，从各个窗子望出来，注视着我这个小小的身影，孤独地走向萝卜班教室。偏偏梁锡山老师正在班上补习英文，默默地看着我入座，然后走到我的面前问说：

    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家。”

    “你不晓得学校不放假？”

    “不晓得。”

    梁锡山脸色变青，我心里也在沸腾，我想喊：

    “你明知道是星期天，为什么不放假？这是应该放假的，你剥夺了我们的权利。”

    当然，我还不懂得“权利”二字的意义，但心里确有反抗的行动。结果我没有喊出来，因为我还是有点害怕。梁锡山老师从我手中夺过来英文课本，挑出一段，叫我背诵。用不着算卦就可以知道结果，我连念都念不出来，更不要说背，支支吾吾了一阵，全班同学都看着我，一点声音也没有。梁老师把课本摔到桌上，因为用力太猛，课本在桌上跳了一下，滑落到地面。梁老师接着用手想打我，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大概是大家注目的眼光，逼着我不得不表演英雄行径），一举手就把梁老师的手掌挡住。这是一个天大的反抗事件，梁老师也愣住了，喝道：

    “你敢动手？”

    我也喝道：

    “你敢动手？”

    梁老师已经被逼到墙角，无法结束这项师生面对面的冲突，于是他大怒说：

    “学校不要你这种坏学生，给我滚出去。”

    我也被自己的行动吓住，但是已经下不了台，除非讨饶，可是我又不肯讨饶，因为我害怕罚跪！跪，是继母给我的一种最轻微、最平常的刑罚。于是，我也叫喊说：

    “走就走，你摔坏了我的英文课本，赔我的书。”

    梁老师扭转身子，气冲冲地走出教室，叫说：

    “找一本英文书给他！”

    被吓坏了的小朋友，以及别的班闻声而停课的小朋友，都跑出来，跑到广场上，远远地围绕着布告栏。我也跑出来，张皇失措地站在人群里，不知道如何是好。

    一会儿功夫，一个工友拿着一张布告，贴在布告栏里。大家慢慢地围拢上来，一个一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注视着那张布告。那是一张开除我的学籍的布告，上面写着：

    “郭定生冒犯师长，开除学籍。”

    这是一项滔天大祸，超过我所能承受的，我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又不知道父亲知道后有什么反应，免不了要挨揍。英雄气概霎时间没有了，但仍作最后挣扎，我冲上去，把那个布告撕下来，然后大声说：

    “梁锡山，你赔书！”

    梁老师派一个工友把书塞到我手中，几个身旁同学向我小声警告：

    “你还不快逃，他们叫警察去了。”

    我这才觉得真正不对劲，我本还想逞英雄，站在那里，表示毫不动摇，但我实在是害怕到极点，于是就像一只土拨鼠一样，狼狈地顺着小径，跑得无影无踪。

    这是我错误的第一步，是一生中第一件使我后悔终生的事。假定人生能重来一遍，我绝不会冒犯梁锡山老师，因为梁老师性情温和，对学生十分爱护，很负责任地教学。可惜，那时候的我，完全不能领会，等到能领会的时候，听说梁老师已经逝世。

    至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刘月槎老师，虽然他总是给我的作文九十分，又不断宣称“把郭定生从萝卜班擢升到白菜班”，但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好。他只是一个没落的上一代的老秀才，放着“国文”正式课本不教（上面有鲁迅等当时名家的文章），却印一些他自己写的被称为“范文”的大作。